宋朝基本上没有贪官，知道为啥不？包拯当开封市市长的时候，年薪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有一千万左右。宋朝宰相一个月的工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三十万元人民币。
一千年前的开封城里，最不好当的官，恐怕就是开封府长官。皇亲国戚住在这里，朝廷大员挤在这里，普通百姓也要到这里告状。
每天面对的不是简单的家长里短，而是权力、人情和法律的正面碰撞。包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出了名。

嘉祐元年十二月，折合公历约在1057年1月，他受命权知开封府；1057年三月正式到任，1058年六月离开，实际主持府务大约一年零三个月。所谓“开封市市长”，只是今天便于理解的说法。
他的职权比现代市长复杂得多。开封府既要管理京城治安、户籍和民事，也要处理诉讼，还得同中央衙门、皇亲权贵打交道。
位置高、责任重，朝廷给出的待遇自然不低，但包拯的收入不能只拿一个职务名称简单计算。宋代官员领俸禄，有一套相当复杂的办法，一个人身上往往同时带着官阶、馆职和实际差遣，除了每月领取现金，还有粮食、绫绢、棉料、薪炭以及随从衣粮。
今天只看“月薪”两个字，很容易把整套待遇看窄了。《宋史》记载，宰相、枢密使每月俸钱三百贯，另外还有禄米和春冬衣料；三司使每月俸钱二百贯，也享有相应的实物待遇。
这里还要分清公家开支和个人收入，宋代部分官署设有办公、接待所需的公用钱，外任官员也可能享有职田或其他供给。这些待遇并不等于可以随意装进口袋的私人财产，若全部塞进“年薪”里，数字自然会越算越大。
而且，真正优厚的俸禄主要集中在宰相、枢密使、三司使等中上层官员身上。普通县令、基层属官的收入远没有这么夸张。
宋代官场层级很多，同朝做官，待遇差距同样明显，不能拿最高一档代表所有人。有人按照粮食价格计算一贯钱的购买力，有人参考人工、铜价和生活成本，于是便会得出数百万元，甚至接近千万元的结果。
这种算法能说明宋代高级官员生活保障优厚，却无法像今天的工资单那样精确。朝廷为什么肯花这么多钱？
道理并不绕。官员掌管税收、审判和地方事务，如果正常收入太低，最容易在办事环节向百姓伸手。
让他们衣食无忧，同时让违法者面临失去优厚待遇的风险，本身就是一种约束。宋太宗谈到官员俸禄时，意思很直接：待遇应当从优，然后再要求官员守住廉洁。
朝廷不能一边让人承担重任，一边让人连家里的日子都过不下去。先把正常收入给足，再谈责任、名节和处罚，这套逻辑才站得住。
真正让包拯留下千年名声的，却不是他拿了多少俸禄，而是他怎样处理送到面前的利益。过去有人借进贡之名多征几十倍，再把砚台送给朝中权贵，额外负担全落到了百姓和砚工身上。
包拯到任后，只准按照朝廷规定的数量制作贡砚，不许任何人层层加码。任期结束，他没有带走一方端砚。
“不持一砚归”看起来只是一件小事，背后却是把当地延续多年的利益链条硬生生切断。到了开封府，他又盯上了衙门口那道看不见的门槛。
过去百姓递交状纸，必须先经过府吏。状纸能不能送进去，什么时候送进去，常常掌握在中间人手里，普通人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刁难。
包拯改变旧规，让告状者可以直接进庭说明是非，少了府吏在中间转手，百姓便少了一次求人、送钱的可能。这个办法看着简单，却直接压缩了小吏借办事之机谋取好处的空间。
京城排水同样牵扯权贵利益。有人沿河修建亭台宅院，侵占水道，大雨一来，积水便涌向百姓居住的地方。
包拯查清情况后，要求拆除妨碍河道的建筑。动的看似是几处房舍，实际碰的是豪强多年形成的便利。
廉政不只是盯着大官有没有收金银，也要堵住基层办事流程里的小缝隙。百姓办一件事，少经过一道手，少托一次关系，藏在暗处的利益交换就会少一些。
包拯的做法，正是从这些不起眼的地方下手。包拯还专门上书，主张有过贪赃记录的人不应重新担任直接管理百姓的官职。
在他看来，廉洁不是官员身上的额外优点，而是坐在那个位置上最基本的资格。更严的是，他把规矩写进家训：后代若做官犯赃，不得回归本家，死后也不得葬进祖坟。
这样的要求没有给亲人留下情面，说明他心里的那条线，不只用来管别人，也用来约束自己家里的人。朝廷发给他的俸禄越高，他越清楚自己承担的责任有多重。
宋代的高俸禄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只是因为数字大，而是背后有一整套思路：用俸禄保住官员的体面生活，用台谏和监察盯住权力，用名节约束读书人，再用处罚守住底线。几股力量合在一起，才构成高薪养廉。
包拯真正值得记住的地方，是他拿着优厚待遇，却没有把俸禄当成享受权力的理由，反而把它看成朝廷交付责任的凭证。钱给得足，解决的是“不必贪”；制度管得严，解决的是“不敢贪”；个人守得住，最终才能做到“不愿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