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青海牧民黄永和得知西宁解放，立刻起身前往湟中，一把抓住县委书记的胳膊：大别山、红军、副营长、找队伍！

没人能想到，这个穿蒙古袍、满嘴蒙语、走路一瘸一拐的牧民，会是失踪十二年的红军副营长。
他本名廖永和，安徽金寨人，打小在大别山里长大。

1929年，红军来到金寨打土豪分田地，12岁的廖永和加入儿童团，成了山里的小交通员。两年后他正式参军，跟着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川陕，一路从传令兵做到连长，1936年升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

同年十月，他随部队西渡黄河，编入西路军踏上西征路。
河西走廊的仗打得异常惨烈，马家军骑兵轮番冲击，红军弹药粮草双双告急。倪家营子一战，廖永和带着连队死守阵地，右腿被流弹击中，简单包扎后又接着投入战斗。

1937年三月，部队突围进入祁连山，石窝分兵后，他跟着左支队往深山里撤。
连日急行军加上天寒地冻，腿伤彻底恶化，他一步都走不动，最终掉了队。
身边只剩下一名年幼的小战士，两人躲在山洞里养伤，又遇上土匪洗劫，随身的武器和干粮全被抢走，廖永和的胯骨也受了伤。

为了不拖累战友，他让小战士先去追赶大部队，自己留在山里。
万幸的是，一位路过的蒙古族大娘发现了他，把他带回蒙古包养伤。
可没过多久，当地牧主找上门，把重伤未愈的廖永和掳走，当成奴隶使唤。每天放羊、干重活，稍有不慎就要受打骂。

这一干就是五年。
他学会了流利的蒙语，也摸透了草原的地形。趁着一次牧主家内乱，他逃了出来，一路往西跑到巴音河畔，改名叫黄永和，靠修鞋、打零工勉强糊口。
后来他结识了一位蒙古族姑娘，成了家，有了孩子，在草原上慢慢扎下了根。

可藏在心底的念头，从来没断过。
他把当年的党员证用油纸包好，埋在蒙古包的地下，只有夜深人静时才挖出来摸一摸。
他总跟自己说，红军不会丢下同袍，总有一天队伍会回来。

这一等，就是十二年。
1949年九月，西宁解放的消息传到草原，马步芳的部队全线溃败。
廖永和听到消息的当天，就收拾了简单的行囊，跟妻子交代几句，独自往湟中县赶。
高原上路况极差，他拖着伤腿，跟着去塔尔寺拜佛的牧民结伴，走了十多天才抵达县城。

刚进湟中城，正赶上县里开群众大会，县委书记尚志田在台上宣讲新政策。
廖永和远远看见台上的红旗，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他挤过人群冲到台前，一把攥住尚志田的胳膊，激动得语无伦次。
常年说蒙语，他的汉语已经生疏，翻来覆去只能挤出几个零碎的词：大别山、红军、副营长、找队伍。

尚志田起初以为是情绪激动的普通牧民，可“大别山”三个字让他心里一震。
那是鄂豫皖苏区的核心区域，本地普通牧民绝不可能随口说出来。
他立刻找来蒙语翻译，耐心听廖永和讲完十二年的遭遇，越听越凝重。

没人敢轻易断定身份。尚志田先安排他住下，随即把情况上报给西宁军管会。
时任军管会主任的廖汉生得知后十分重视，专门派人调取西路军失散人员档案，又找来当年在红三十军的老战士进行辨认。
核对入党时间、部队番号、战斗经历，所有信息严丝合缝。
这位在草原流落十二年的“牧民黄永和”，正是当年登记在册、失踪多年的红军副营长廖永和。

身份确认后，组织上原本想安排他回内地休养，廖永和却拒绝了。
他说自己在青海待了十二年，熟悉这里的牧民和地形，要留下来参与当地建设。

后来他先后在海西、德令哈等地任职，带着牧民搞生产、建家园，把后半生都留在了青海高原。
当年埋在地下的党员证，被他重新裱起来，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从大别山里的少年，到西路军的营长，再到草原上的牧民，十二年的颠沛流离，从来没磨掉他心里的信仰。你觉得支撑他熬过十二年漫长等待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