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山东费县桃峪村，115师高干会议开了三周，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当面严批115师，直指部队曝出腐化，男女作风等多起恶性案件，政委罗荣桓当场无地自容，主动揽责并致电中央请求辞职。
 
1940年9月，山东费县桃峪村，八路军115师的高级干部会议在这里召开，会议从9月中旬开到10月上旬，前后持续三周时间。
 
当时正是抗战相持阶段，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局势复杂，115师入鲁已有一年多，这次会议是师部入鲁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高干会议，参会的有师直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各支队主官，还有鲁南区党委的负责人，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也到场参会。
 
桃峪村地处鲁南天宝山区，村子周边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便于隐蔽和警卫，所以被选为会议地点。
 
会议的核心议题，原本是总结115师入鲁以来的工作，部署后续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任务，罗荣桓先在会上做了工作汇报，既讲了开辟根据地、发展武装的成绩，也主动提及部队存在的纪律问题。
 
会议开到中段，朱瑞开始对115师的工作展开严厉批评，语气直接且尖锐，他明确指出，115师近期曝出多起恶性案件，核心问题集中在干部腐化和男女作风不正两个方面。
 
当时部队里有干部出现贪污挪用军需物资、侵占群众利益的行为，还有少数干部违反纪律，在男女关系上出问题，这些事在根据地内部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损害了部队在群众中的威信。
 
除了作风和腐化问题，朱瑞还批评115师整体工作推进不力，直言“115师各项工作除了卫生以外，没一处是好的”，还说部队要想改进，必须“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
 
他还提到此前发生的“南大顶事件”，指出部分干部在攻克叛军据点后，情绪失控枪杀俘虏，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反映出部队管理松散、干部教育不到位的问题。
 
朱瑞的这番批评，没有半点情面，现场气氛十分凝重，作为115师政委，罗荣桓坐在会场里，脸色凝重，全程没有反驳一句。
 
他一直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部队出现这些问题，他觉得自己责任重大，当场就显得无地自容，代师长陈光也在场，面对批评，情绪也很低落。
 
面对激烈的批评，罗荣桓没有推卸责任，而是主动站出来揽下所有责任，他在会上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承认自己作为政委，在部队纪律管理、干部思想教育上做得不到位，才导致这些恶性案件发生，辜负了组织的信任。
 
会议期间，八路军总部也发来电报，对115师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这让罗荣桓的压力更大。
 
10月14日，也就是会议临近结束时，罗荣桓以个人名义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王稼祥等领导人。
 
电报里，他直言115师领导“无能已极为严重”，完全接受总部和分局的批评。
 
同时他提出建议，希望由徐向前、朱瑞兼任115师师长和政委，陈光任副师长，萧华任政治部主任，自己则请求调离岗位，要么去学习，要么到其他地区做辅助工作，他在电报里说，这是自己向党组织第一次提出个人工作调整的请求。
 
这份辞职请求，能看出罗荣桓当时的愧疚和担当，他不是逃避责任，而是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希望组织能安排更合适的人来领导115师，解决部队存在的问题，不影响山东抗战大局。
 
后来中央收到电报后，并没有同意罗荣桓的辞职请求，10月18日，中央复电，肯定了115师入鲁以来的成绩，明确指出115师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也要求部队认真整改存在的问题。
 
桃峪会议虽然气氛紧张，暴露了115师的不少问题，但也为后续部队整顿指明了方向。
 
会后，115师按照会议要求，开展了纪律整顿和作风教育，严肃处理了涉事干部，强化了部队管理。
 
罗荣桓也继续留在115师，和陈光一起带领部队，后来在山东抗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