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季羡林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工资345元，他说：我去一趟高档莫斯科餐厅，有酒有肉，还有面包，只花2块钱！

主要信源：（北京大学新闻网——季羡林的贫民底色）

20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城，胡同口的墙根下总蹲着些晒太阳的老头，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票证，盘算着今天能不能割上半斤肉。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北京大学朗润园的一间书房里，季羡林正结束一天的案头工作。

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收拾妥当后，出了燕园北门，溜达着去了西直门外的莫斯科餐厅。

那天的阳光不算好，有点阴冷，但餐厅里头却是另一番天地。

红丝绒窗帘挡着窗外的寒风，穿着笔挺制服的服务员端着托盘穿梭在水晶吊灯下。

季羡林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没点什么稀罕玩意儿，就是一份标准的俄式套餐。

热腾腾的罗宋汤先上了桌，接着是罐焖牛肉，配着两片抹了黄油的面包，临了还叫了杯冰凉的啤酒。

他慢条斯理地吃完，结账时掏出两张崭新的纸币递过去，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这两块钱，在那年月，够一个五口之家吃上三天，可在他这儿，只是一顿寻常的晚饭。

要把这事看明白了，得先看看季羡林兜里到底有多少钱。

60年代，国家定的工资标准里，一级教授每月是345块。

季羡林不光是北大的一级教授，还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每个月另有百十来块的津贴。

算在一起，他一个月进账将近450块。

这是个什么概念？

那时候城里工厂的八级工，那是工人里的大师傅了，一个月撑死也就一百出头。

普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一个月挣十八块就够自己糊口。

季羡林这一份工资，顶得上十个普通工人，或者25个学徒工。

这钱挣得不容易，但也花得踏实。

那时候的钱实诚，物价稳得像泰山。

一斤猪肉五毛钱，一斤大白菜两分钱，一斤富强粉一毛八。

季羡林那四百多块钱往银行一存，那就是一笔巨款。

他平日里生活极其简朴，穿的是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吃的是食堂大锅饭，那两块钱一顿的西餐，对他来说不过是改善一下口味，根本伤不到筋骨。

说起这莫斯科餐厅，老北京人都管它叫“老莫”。

1954年开的时候，那可是个神秘的地方。

最初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得凭单位开的介绍信，或者是专门招待苏联专家的地方。

到了60年代，虽然放开了些，但一般人也不敢随便踏进去。

那地方装修得富丽堂皇，吊灯是从苏联运来的，盘子是进口的，在那儿吃饭，吃的不光是饭，还有一种别样的氛围。

对于季羡林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去“老莫”吃顿饭，既是对自己辛苦工作的犒劳，也是一种符合身份的消费选择。

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折射出那个年代对知识和专业的尊重。

季羡林不是凭空有这么高的待遇，他是真有本事。

早年在山东临清的农村，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种地勉强糊口。

但他叔父眼光长远，硬是把这个侄子接到济南读书。

季羡林也没辜负期望，从私塾到中学，再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一路都是学霸。

后来他又远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别人忙着逃命。

他却一头扎进故纸堆，啃下了梵文、巴利文这些极其冷门又难学的语言，硬是拿下了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他直接被北大请去当了教授，后来又一手创办了东方语言文学系。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国家急需这样留过洋、有真才实学的专家。

所以，给他定一级教授，给他发高工资，是为了让他安心搞研究，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

这三百四十五块钱，买的是他的大脑，买的是他能教出更多学生，写出更多书来。

对比一下那时候的社会状况，更能看出这工资的含金量。

一个县长，也就是行政十一级左右的干部，工资也就一百多块。

季羡林作为一个教授，收入竟然能和省部级干部看齐，这足以说明问题。

而且，除了工资，像他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有不少隐形福利。

比如每个月定量供应的肉、蛋、奶，还有专门的副食本，这些都是普通老百姓眼馋不来的。

所以，当他坐在莫斯科餐厅，看着窗外骑着自行车匆匆而过的路人，心里大概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感。

这两块钱一顿的饭，对他来说是小事，但对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是遥不可及的奢侈。

那时候没有现在的通货膨胀，也没有什么理财焦虑，大家比的是谁家的票证多，谁家能攒下几块钱。

季羡林的存在，就像是一个标杆，告诉人们读书是有用的，知识是值钱的。

到了七十年代，中苏关系变了，莫斯科餐厅里的苏联厨师撤走了，菜的味道也慢慢变了，价格倒是没怎么涨。

但那个时代特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却随着后来的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季羡林后来活到了98岁，见证了这一切变迁。

他晚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依然笔耕不辍。

回过头来看，60年代那两块钱的一顿饭，不过是他人生长河里的一朵小浪花。

真正留下来的，不是那顿饭的味道，而是他用那345块工资支撑起来的几十年学术生涯，以及他对中印文化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