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她又一次打电话给我。电话那头的声音比过去虚弱了许多。五年来，我已经习惯了她一次次从死亡边缘回来。每一次换药，每一次化疗，每一次新的治疗方案，她都会经历一个星期近乎炼狱般的折磨。吃不下东西，喝不下水，全身疼痛，连下床都困难。但神奇的是，每次熬过那段时间之后，她又会重新恢复精神，去见朋友，去吃美食，去过悠闲的生活。
然而这一次，她说自己可能真的不行了。新的药物没有带来新的希望。癌症指标从六百飙升到一千六百，严重的腹水让她不得不一次次去医院抽水，每次抽出的腹水都重达七八磅。她说，她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意志开始松懈了。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不怕死，我只是意志上放弃了。”
这句话让我沉默了很久。五年前，她被诊断为四期三阴性乳腺癌。医生告诉她，按照统计数据，她可能只有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当年与她一同接受治疗的病友，如今几乎都已经离世。而她，却硬生生地活到了第五年。
医生见到她都会惊讶。朋友见到她都会觉得不可思议。而她自己却觉得，已经够本了。她开始看墓地，买棺材，安排后事，希望能够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
她是一位艺术家。年轻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她的父亲是中央美院颇有名望的教授。从小在艺术环境中成长的她，美丽、聪明、敏感，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眼中的校花。后来一些追求过她的男同学，陆续成为中国艺术界的重要人物，有人成为著名艺术家，有人成为知名策展人。朋友们偶尔会开玩笑说，如果当年她嫁给其中任何一个人，今天的人生也许会完全不同。
然而人生从来不会按照假设前进。她选择了自己的婚姻。后来婚姻失败。丈夫让她失望。儿子让她失望。家庭让她失望。
她带着满身伤痕来到美国 ，从头开始。重新进入艺术学院学习，重新谋生，重新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她没有成为职业画家，却依靠艺术家的眼光和审美，在美国的购物中心经营自己的摊位。每年节假日期间，她从中国采购商品，也售卖自己的作品，用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
十几年的时间里，她存下了几十万美元，买过房子，也拥有过爱情。
她的人生并不平凡。甚至比许多人的人生更加丰富。然而奇怪的是，她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认可过自己。她总是把目光放在那些没有得到的东西上。没有得到理想的婚姻。没有得到理想的亲情。没有得到理想的爱情。没有得到理想的艺术成就。而很少回头看看自己已经走过的路。
这些年来，她一直有一个心愿。她希望有人能够帮她写一本自传。她常常告诉我，她的一生经历太特殊了，如果不记录下来实在可惜。事实上，我也认同她的想法。一个出生于艺术家庭的女性，一位经历过时代变迁、婚姻失败、移民重生、癌症抗争的人，她的人生本身就足以写成一本书。然而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没有开始。
她也一直希望举办一次属于自己的个人展览。作为一名艺术家，一生没有举办过正式个展，这是她最大的遗憾之一。然而直到生命进入倒计时，她依然没有真正迈出那一步。
我始终有些想不明白，她为什么愿意花三万美元购买棺材，再花几万购买墓地，却迟迟不愿意把这笔钱用在自己的作品和人生记录上。
也许这是因为我和她看待生命的角度不同。作为一个艺术家，她已经走到了人生最后的阶段。五年前，当医生告诉她患上四期三阴性乳腺癌时，没有人认为她能够活到今天。医生当时给出的时间只有半年到一年，而她却凭借惊人的意志力与生命力，一次次从死亡边缘挣扎回来，活到了第五个年头。对于任何一个经历过长期抗癌的人来说，这本身已经是一种奇迹。
如今，她开始认真准备自己的身后事。墓地、棺材、葬礼，这些事情对她来说或许代表着一种秩序，也代表着一种面对死亡的尊严。我能够理解这种想法。当一个人面对疾病时，身体已经不再受自己控制，未来也变得充满不确定性，而安排好自己的离开，似乎成为她最后还能掌控的事情。
然而每次想到这里，我还是会感到一种深深的遗憾。因为我总觉得，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死后躺在哪里，而是死后还能留下什么。
她没有孩子承欢膝下。她的儿子早已与她渐行渐远，甚至因为财产和家庭矛盾与她反目。她的亲人都在中国，将来也不太可能有人经常来到美国祭拜她。即使那座墓地再漂亮，棺材再昂贵，它终究只会静静地躺在那里，慢慢被时间覆盖。墓碑上的名字会褪色，最终变得无人问津。
这并不是因为墓地没有意义，而是因为墓地能够保存的只是一个人的身体曾经存在过，却无法告诉后来的人，她是谁，她经历过什么，她爱过什么，又痛苦过什么。相比之下，一本书、一批画作、一段录音、一场展览，却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生命力。
如果她愿意把那几万美元拿出来，整理自己的作品，举办一个小型个展，再出版一本记录自己人生的画册，会是什么样子。书里可以写她在中央美术学院求学的岁月，写她父亲那一代艺术家的故事，写她年轻时的爱情与婚姻，写她独自来到美国重新开始的人生，写她在购物中心摆摊维持生活的艰辛，也写她与癌症抗争的五年时光。
这些故事其实远比墓地更有价值。因为很多年以后，人们不会因为一座墓地而认识她，却可能因为一本书、一张照片、一幅画而记住她。
当我看到她创作的那幅光头自画像时，这种感受尤其强烈。画中的她没有刻意美化自己，也没有隐藏疾病留下的痕迹。她安静地坐在那里，神情中带着疲惫，也带着某种平静。那是一张经历过人生风浪之后的面孔，也是一位正在与死亡对视的艺术家。而另一幅水仙花作品则完全不同。柔和的天空，远处起伏的山丘，以及静静开放的花朵，让人感受到一种生命尚未离开的温柔。
这两张画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它们本身就已经是一部自传。左边是她自己，右边是生命。左边是经历过疾病与孤独的人，右边是越过山丘依然开放的花。这不正是她的人生吗？
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觉得可惜。她总是希望有人帮她写一本自传，希望有人帮她办一个展览，希望有人能够把她的人生记录下来。可是直到今天，她似乎依然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其实远远超过那具价值三万美元的棺材。
棺材最终服务的是死亡，而作品服务的是生命。墓地记录的是一个人埋葬在哪里，而艺术记录的是一个人曾经是谁。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也许死亡之后什么都不会留下。但她不是一个普通人。她是一位艺术家。她有作品，有故事，有经历，也有值得被记住的人生。她这一生经历过爱情、婚姻、背叛、漂泊、移民、疾病与抗争，这些内容本身就构成了一部丰富而真实的人生史。
所以我常常觉得，她最大的遗憾或许并不是癌症 ，也不是即将面对的死亡，而是在生命最后的阶段，她仍然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如何离开这个世界，却没有把同样的精力放在如何把自己留给这个世界。
如果有一天她真的离开了，我希望后来的人记住她，不是因为某块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而是因为有人读过她的故事，看过她的画，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位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女艺术家，在异国他乡独自奋斗，在癌症面前坚持了五年，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依然画下了一瓶静静开放的水仙花。只有这些东西，才真正能够穿越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