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周恩来邀请唐生明来北京定居，毛泽东亲自特批从自己的稿费中拨款4万元！
1943年春末的南京，细雨像一层薄纱笼着总统府大门。唐生明在青布军装里打了个寒颤，低声嘟哝：“李主任的神经越来越紧了。”随行军官凑近耳边，“唐司令，今晚怕是又睡不安稳。”短短几句对话，让他的双重身份浮出水面——表面是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暗地却在为重庆和延安两头递送情报。
外界往往替他贴上“投敌”“变节”标签，却忽略了此前更漫长也更曲折的铺垫。追溯到1919年长沙，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旧砖墙还在，年轻的毛泽东正给一群顽皮学生补习。那时的唐家少爷倚仗家世，仗着兄长唐生智的声望，上课吹口哨、踢板凳，把课堂搅成码头。毛泽东没有动手体罚，只是把这位十三岁的毛头小子叫到宿舍，同榻而眠三夜。第三天清晨，他一句“想闹可以，但先把书读通”说得少年满脸通红，从此收敛了张狂。师生缘由此埋下伏笔。

几年后，黄埔军校第四期新生名单里出现了唐生明的名字。课堂上钻牛角尖的学生，到了珠江之畔成了射击尖子，又和陈赓在操场上结拜为兄弟。“以后各为其主，也不能忘了当年同炉吃过大饼干。”陈赓半开玩笑地拍着他的肩膀。谁能料到，这句话不久便成预言。国共翻脸后，两人各奔一方，却一直暗通书信。
蒋介石一度欣赏这位湖南子弟的胆气，委以警卫重任；戴笠也看中了他的圆滑与背景，把他推上暗线。常德会战后，唐生明被“降”去常桃任警备司令，表面失势，实则为潜伏作铺垫。军统需要一个能进得了汪伪高层、又足够机灵的人，他正合适。于是，一纸“投敌声明”登上《中央日报》，表面切割，暗中开路。对外，他是“变节将军”；对内，他成了连接重庆、延安、南京三地的隐秘通道。

在南京的岁月并不好过。李士群阴鸷多疑，派特工盯得严密。唐生明常常在宴会上装醉，趁隙把情报写在烟盒里托人带出苏州河口，或在表面镌刻暗号藏进毛笔管。1943年秋夜，他配合军统行动，引蛇出洞，李士群毙命医院，让伪政权瞬间群龙无首。这一击，国统、共产党都心照不宣，却谁也不便张扬。
抗战胜利的欢呼尚未散去，内战阴云又起。1948年秋，上海法租界的一间茶室里，唐生明把半截雪茄轻按在瓷碟上，对唐生智低声说：“大哥，旧船要沉了，咱们另寻渡口吧。”兄长沉默许久，终吐出一句，“是时候选条新路。”同样的劝说，他又对湖南绥靖公署的陈明仁重复一次。此后半年，长沙城头易帜，枪声比预料的小了许多。

建国后，唐生明担任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不久受命赴功德林做“特殊教员”。面对杜聿明、宋希濂，他没有老资格将军的官架子，常把棋盘往桌上一推：“输一盘，就听我讲十分种改造规定。”棋罢再谈政策，比单纯说教见效快。几年下来，战犯交待材料越来越厚，功德林铁门的回声也渐渐温和。
1954年冬，北京城刚飘下今冬第一场雪。周恩来打电话询问：“老唐，华北的风冷得住人吗？干脆搬来北京，工作方便些。”他犹豫：家小尚在上海，手头拮据。消息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批了八个字——“从我稿费中拨四万”。当天批条便被送到财政部。四万元，折合新币不过三千多，却足够在东城区置办一套小宅，也给了这位“多面人”一个静水深流的落脚点。

搬入新居那晚，他对夫人徐来说：“这一生太多曲折，如今总算坐得住了。”桌上煤油灯晃着暖光，她轻声回道：“能为国家做事，再值不过。”两句家常，胜过多少豪言。
后来，他在国务院参事室写下大堆备忘录，围绕航空、交通和归侨安置出谋划策；在政协会上，他常提醒年轻委员：“别忘了战争年代那些暗处的力量。”1987年10月24日，82岁的唐生明因病辞世，留下一摞泛黄手稿。有人说他是“幸存者”，也有人称他为“灰色谍王”。无论褒贬，这个湖南人用一生证明：在风云激荡的年代，选择并非只有黑与白，两面磨砺出的锋刃，一样能在国家需要时刺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