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6年10月6日，吃过晚饭后，坐立不安的陈永贵，接到了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立即想到了住在他隔壁的吴桂贤，对工作人员说：“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
 
1986年3月26日上午11点，北京，陈永贵的生命停在了71岁，11天后，他的最后一捧骨灰回到了山西昔阳虎头山顶，鞭炮响得震天，碑上刻着八个字：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71年前，这个男人降生在昔阳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他8岁没了爹，从小就给地主放牛、当长工，饿肚子是常事，更别提认字，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筐，直到1948年他入了党。
 
1952年，陈永贵当上了大寨的村支书，大寨那地方，山是石头山，地是薄地，他带着村民一筐一筐往山上挑土，修梯田。
 
靠着几年硬干，粮食产量愣是翻了一番，1963年大水冲了田，他不等不靠，带着人自己干，不仅一年就恢复了粮食产量，还多交了公粮，这事一上报成了典型，“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叫得全国都响。
 
他从村支书一路干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可那份装束始终没变：头上裹白毛巾，身上穿对襟粗布衣，不要工资，只拿大寨的工分，吃粗粮，抽几毛钱的烟，出国访问一件东西不买，下基层专往庄稼地里钻。
 
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他坐不住了，在交道口小院里，每隔一会儿就问工作人员：“有通知没？”晚饭后，电话终于响了，上面通知让去玉泉山开会。
 
他立刻想到住在隔壁的吴桂贤，“快去叫西院的一块儿走！”他安排道，“我们的车在前面，让她跟后面，你们的车也得跟着，千万不能让她一个人单独行动！”
 
晚上10点会议开始，这场会由华国锋主持，吴桂贤注意到现场少了4个沙发，华国锋说：“那4个人不会来了。”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4点，定了：隔离审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散会后，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回住处，几个人兴奋得不行，过了几天再开会，气氛松快多了，纪登奎问他脖子好了没，散会时他招呼李先念：“走，去我家吃山西拉面去！”以前张春桥管事，他开会总憋屈，现在终于松了一大口气。
 
可风向很快就变了，1980年2月，他主动写了辞职报告，跟儿子陈明珠说：“写吧，就说我身体不好，没文化，干不了。”8月，人大免去了他的副总理职务，随后在山西，有人开始翻他的旧账，他叹气说：“老虎吃人还躲着人呢，人吃人咋连躲都不躲。”
 
他找到邓小平，邓小平一句话给他定了性：“你不是那伙人。”事平了，但他的政治生涯也结束了。
 
辞职后，他搬到木樨地22号楼，管理局为他配了车、警卫和炊事员，他别的都要，就是不要炊事员：“家人从大寨来了，自己做饭。”
 
每天早早起来，拿着扫帚从12楼把楼梯一路扫到楼下，上街买菜戴着草帽，怕人认出来，有一次在菜场被认出，他扔下钱就走，再不去那家了，街坊们冲他点头，他说：“北京人待我不薄。”
 
1983年春天，他写信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被安排去东郊农场当顾问，他成天往田里跑，看庄稼，查病虫害，1985年7月，一查是肺癌晚期。
 
住院后，他还惦记大寨的西水东调工程：“那可是花了5000万，社员辛苦好几年啊，这账得算清楚。”他想回大寨，习仲勋没同意。
 
他苦笑：“不让回？那不回，将来还得烧了我哩。”临终前嘱咐儿子：“骨灰就撒大寨，可别撒狼窝掌，那名字不吉利。”
 
3月26日，他走了，华国锋后来去八宝山，对着遗体深深鞠了三个躬，眼泪止不住地流，5天后，他的骨灰送回大寨，村里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鞭炮震天，放着山西民间小调，最后一撮骨灰撒在了虎头山顶。信源：1978年:陈永贵面对大寨的黯然失色 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