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初，重庆城内，周恩来主持中共南方局日常工作。作为中共在国统区的最高领导机构，南方局承担统战联络、情报传递与地下党员管理工作，彼时国共合作表面平稳，国民党却逐步限制我方活动，地下工作开展阻力重重。

在此形势下，周恩来动身南下，以回浙江绍兴祖籍祭祖为名义，实地视察新四军队伍，推进统战相关工作。

周恩来从重庆出发，辗转抵达皖南，与叶挺、项英会面。当时二人驻守皖南已有两年，处境颇为艰难。周恩来此行着重叮嘱，新四军切勿被动听从国民党调遣，要主动深入敌后扎根发展，二人当即听取部署。这次相见，也成为周恩来与项英最后的会面。

结束皖南事务后，周恩来继续前行抵达浙江绍兴，在此见到时年十七岁的表侄王戍。年少的王戍面对这位长辈略显拘谨，陪同游览大禹陵时，他条理清晰地讲述大禹治水的典故，思维活络且勤学善思，得到了周恩来的赏识。

当晚家族聚餐，众人恳请周恩来提笔留字。周恩来为王戍写下 “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 十字寄语。心怀家国的王戍深受触动，当即提出想要参军奔赴抗日前线。

周恩来心疼少年热血，考虑到战场凶险，并未应允参军请求，劝导他安心求学、锤炼本领，学有所成后同样能报效国家。

感念少年赤诚之心，周恩来当场认下王戍作为义子。这份特殊的关系，王戍此后数十年始终默默珍藏于心。

绍兴之行结束，周恩来启程返回延安。1939 年 5 月，他骑马出行时意外坠马，造成右臂骨折。受限于当地医疗条件，骨骼复位效果不佳，右臂活动功能受到影响。

党中央随即安排其取道新疆前往莫斯科接受专业治疗。检查后发现骨骼已错位愈合，只能通过手术重新折断复位，术后右臂也没能恢复至从前状态，留下活动不便的后遗症。在苏疗养期间，周恩来还与共产国际多方会谈，交流国内抗战局势与国共关系发展态势。

返回重庆后，国内局势迅速恶化。1941 年 1 月，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奉命北撤，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带，遭到国民党部队重兵包围。

双方激战七日，新四军损失惨重，叶挺谈判期间遭到扣押，项英突围途中不幸牺牲，袁国平壮烈殉国，仅有两千余人成功突围，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噩耗传至重庆，周恩来彻夜难眠。1 月 17 日，国民党单方面撤销新四军番号，意图将叶挺送上军事法庭。愤慨之下，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写下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题词。面对国民党宪兵阻拦查封报纸，工作人员提前将刊物送出，这句控诉传遍国统区各地。
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团长身份，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多方周旋。

依靠舆论发声抗争，稳固南方局各项工作，保障国统区地下工作正常运转。1946 年叶挺得以重获自由，出狱后立刻申请重新入党，可惜不久后便遭遇空难，不幸离世。

当年在绍兴结下渊源的王戍，谨遵周恩来的教诲行事，始终低调内敛，从未对外宣扬彼此的亲属关系。时光流逝近四十年，直至 1978 年，工作人员整理周恩来相关档案资料时，这段往事才被世人知晓。王戍恪守本心，不凭借特殊关系谋取私利，一生踏实安稳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