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毛主席的秘书之一，1966年5月在毛主席的藏书室永福堂自杀，年仅44岁。
这也许是文人墨客惯用的死亡方式，田家英或许以死明志，来证明自己的冤枉。田家英作为毛主席秘书，不随波逐流，坚持一个共产党人的优良品德，坚守道德底线，人民最终不会忘记他，人民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田家英早年不阔气。原名曾正昌，一九二二年生在成都，小商人家里，日子过得紧。三岁丧父，九岁丧母，十一岁进哥嫂的中药铺当学徒。药柜一拉，草根、陈皮、黄连味儿一股脑冒出来，少年人低头抓药，心却钻进书里。
他靠一本字典啃《资治通鉴》《史记》，字不认得就查，句子拗口就硬磨。
十三岁左右，他写的文章已经能见报，川渝一带有人叫他“神童”。“田家英”本是笔名，写着写着，倒把曾正昌这个名字盖住了。穷孩子的锋芒常常不响亮，只在夜里一点点冒出来。

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十五岁的田家英在学校里待不住了，跟同学上街宣传抗日救亡，又暗中参加“海燕社”。事情传到校方耳朵里，他被开除了。
年底，他奔延安，进陕北公学。一九三八年二月入党。延安的风硬，饭菜也粗，可对这个少年说，那里有方向，有火光。
后来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马列学院、中宣部做事，也在《解放日报》写文章。文章不长，话锋很利，字里有书卷气，也有火气。毛主席就是从这些文字里看见了这个年轻人。

到毛主席身边做秘书，是一九四八年八月的事。
那年田家英二十六岁，经陈伯达、胡乔木推荐，又经过考核，才进了这个位置。秘书二字听着体面，真干起来并不轻松。文件一摞接一摞，来信一封压一封，讲话稿、批件、临时交办的事，乱起来像一团麻。
田家英能坐得住，也下得了手，哪份急，哪份缓，哪份要转，哪份要留，心里一清二楚。
到一九四九年，毛主席把个人存折、稿费和印章交给他保管。这不是寻常托付，是把最要紧的东西放进一双稳当的手里。印章小，分量却大，压在纸上，也压在人心上。
他和毛主席的关系，不只停在公事上。毛主席爱书，田家英也爱书。新中国成立后，他花了十多年替毛主席整理藏书，最后攒出上万册书。书房里的活很细，版本、出处、摆放、检索，样样磨人。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六日清晨，毛主席连发三封内容相同的信，请他查两首诗的作者和来处。
旁人也许照办就算完事，田家英却想到毛主席大概正在写诗，思路卡住了。
他不只查出原诗，还补了意境相近的几首，一并写清语境送回去。懂人懂到这个份上，靠的不只是聪明，是日子熬出来的默契。
可田家英不是只会守着书房的人。

一九六一年，中央提倡调查研究，他带队去浙江农村，在嘉善、富阳一带待了相当长时间。那不是坐在屋里听汇报。他看口粮，看灶台，看农民脸上的菜色，也听基层干部说苦处。高指标压下来，下面扛不住，群众日子更难。
那些话不好听，也不体面，他还是往上送。
后来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形成，离不开这类带泥点子的调查。一个秘书愿意把难看的实情端上去，这本身就有分量。
田家英身上有股硬劲。
有人后来评价他，说他少随声附和，少讲违心话。这话不花哨，却很沉。
人在权力近旁待久了，最容易学会看风向，嘴也容易变滑。田家英不是没脾气，性子急，心气高，碰上委屈不太会绕弯。可他有一条线，明知情况不对，还硬装太平，这种事他不愿干。
也正是这点硬，到了风浪最急的时候，反倒容易伤到自己。

一九六六年五月，空气忽然紧起来。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检查，田家英也被牵了进去。
五月二十二日，他接到停职反省通知，还要交接工作、限时搬离中南海。对旁人看，这像是职位没了；对田家英说，却像把十八年生活连根拔起。毛主席的书、文件、诗稿、印章，那些昼夜守着的东西，忽然都与他隔开了。一个人最怕的，不只是离开桌子，而是忽然被告知，过去守着的一切都要重新定性。
那天夜里，他整理文件，对妻子董边说，自己的问题是有人陷害。话里有火，也有凉意。

到了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他仍像往常一样去了永福堂，却把身边人支开，让小陈出去买烟和东西。一个小时后，人回来，结局已经无法挽回。田家英留下的话，大意是不相信中央会把自己的问题看成敌我矛盾，相信终究会查清。听着像申辩，也像最后一口气。他到生命尽头还在盼一个说法，可那个说法来得太晚了。
他的死震动了中南海。周恩来听到后不敢相信，反复追问是不是真的。
许多年过去，毛主席在生命晚景中提起田家英，也说过他当时没有什么问题。

一九八零年三月二十八日，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为田家英举行追悼会，邓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词。十四年过去，名字重新被扶起来。人们说他刚直，也说他脆弱，这并不矛盾。
一个人能在书房里把文字磨细，也能到乡下把难听的实话带回来；离权力很近，却没有把自己活成一张随风翻面的纸。
永福堂那天太静了，书架还立着，文件还在案上，纸页一动不动，像一池冷墨慢慢洇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