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镇将军建国后回老家探亲，得知村里屡次受野猪侵扰，亲自组织部署村民驱赶野猪！
1949年深秋，安徽皖中大别山余脉的密林忽然躁动——夜里横埠河两岸的玉米地被拱得坑坑洼洼，乡亲抓起手电，只能看见成群黑影窜进虎形山。
有人说，是几年前禁猎后繁衍的野猪在觅食；也有人猜，战火停息后山林安静，猛兽胆子大了。议论声一路传到刚回乡探亲的黄镇耳中。
此时的黄镇已任中央军委总政机关研究职务，北平南下才两天。院外里三层、外三层，乡亲七嘴八舌，最后一句最揪心：“庄稼没了，冬天咋过？”

黄镇放下茶盏，招呼众人进屋。“先别慌，事情总有法子。”他回头问警卫，“枪带了几支？”警卫答：“三支步枪，两百发子弹。”嘈杂顿时收声。
夜色中，他赶到虎形山脚，蹲在淤泥里细看蹄印，心里有数：野猪不是一两头，而是一窝。若再拖，明年春耕更麻烦。
翌日天未亮，他仅带三名警卫进山，撤了显眼岗哨，改用老猎户的围火法。火圈刚起，一头近两百斤的大公猪扑火冲出，他举枪，子弹打穿肩胛，巨兽翻滚，余猪四散。

乡亲远远看见，冲到山口。“别靠近，再等等。”他抬手示意。确认安全后，将枪递给猎户：“剩下的你们守山，但田里不准再丢一株苗。”猎户频频点头。
猎户憨笑：“将军，不多打几头？”黄镇摇头：“留种，山里也得活路。”围观的人这才明白：野猪不能绝，庄稼也得收。
忙完野猪的事，他没有回城，而是沿横埠河挨家走访。山芋饭、咸菜汤，家家如此。有人偷偷把煮鸡蛋塞进他衣袋，他轻轻放回灶台：“子弹我带得起，鸡蛋就留给娃。”
读书问题始终挂在他心上。全村只有一间祠堂当教室，他当晚写信给皖西行署请求木材石灰。两个月后，一座青瓦平房落成，黄山村第一所公办小学有了课桌与黑板。

几位老人提到弟弟黄斌时，屋里沉静下来。1942年初，新四军副团长黄斌在土桥江面牺牲，遗体未寻回。黄镇掀开袖口缝着的黑布角，那是弟弟留下的一截袖章。
家国与亲情、战火与稻浪，在这位四十岁出头的干部身上交织。后来他先后出使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每次回国路过南京，总要顺道回横埠。乡亲迎他，依旧只端上一碗热米酒。
“酒糯了，您多喝点。”老支书笑劝。“少来，回去还得赶火车。”他摆手，却反复摩挲竹编书包，那里面装着孩子写的纸条——“黄伯伯快回来”。

虎形山林场的墙上至今挂着那头野猪的头骨。乡亲说，看见它就想起那个雨夜，一位穿旧军装的中年人蹲在篝火旁，耐心教大家用火圈护地。
多年过去，虎形山再没出现成群野猪，偶有小仔下山，也被竹篱挡回。村民常念叨那句规矩：先谋生，再谋利，人与山林，总要互留一条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