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刘少奇主动与掏粪工时传祥握手，并称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
1930年深秋的北平清晨，城南粪码头的雾气裹着刺鼻味道在胡同间盘旋，16岁的时传祥挑起木桶，肩头被竹扁担勒出紫痕。那一年，他刚为葬父欠下的债务离乡谋生，月夜里踏着碎冰进城，只求糊口。
旧社会掏粪人的日子不值钱。天不亮就得点灯上路，迈步慢了，粪霸的鞭子立刻抽在背上。同行们私下嘀咕：“咱们就是臭虫，谁瞧得起？”时传祥不言语，咬牙埋头干，手掌很快磨出厚茧。
解放初，北京急着清理废墟与污水。环卫系统从自发转向组织化，清洁队挂牌的那天，工人们第一次拿到印着“北京市人民政府”字样的工作证。有人兴奋地对时传祥说：“这回咱也算公家人啦！”他点点头，心里却惦记着怎样让粪桶搬运更省力。

掏粪并非简单体力活，时传祥琢磨出把七人作业改成五人，路线缩短，效率反而翻倍。队里年轻人起先不信，他干脆把棉袄一脱，弯腰示范，泥水溅得满身。“看，少两个人也拉得动！”一句话说完，风声里只剩呼哧呼哧的脚步。
1950年代中期，北京开始推行“劳模竞赛”。时传祥没想过自己能被点到名。可统计一摆，清运量常年第一，破旧设备却零事故，他成了全区推选的典型。他写材料犯难，老同事拿来纸笔，他只会写自己名字。夜里，他借煤油灯练字，写一行撕一张，满地纸屑。

1959年金秋，全国群英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典礼前的彩排，时传祥站在最边上，手里攥着刚发的新制服，心里直打鼓。忽听有人招呼：“时传祥同志，请到前排。”他抬头，见刘少奇朝自己伸手。那双手温暖而坚定。刘少奇笑道：“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旁边的周恩来微微颔首，补了一句：“干得好，就要站到显眼处，让大家看见劳动光荣。”短短几句话，击碎了他多年心底的自卑。
《人民日报》三天后刊出那张握手照片，街坊们围着报栏议论：“掏粪工也登头版，真是新鲜。”有人开玩笑：“老时，这回你成了名人，可别忘了咱这条胡同。”他仍旧五点出门，天不亮就挥着铁铲，只是在工具包里，多了一支刘少奇送的钢笔。

有意思的是，荣誉并没让他离开现场。后来北京副市长来队里蹲点，向他学改良工具，几次被呛得直抹眼泪。时传祥拍拍对方肩膀：“得先习惯味道，再谈改进。”这句玩笑，经常被年轻队员当座右铭。
1966年国庆前夕，毛泽东要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几位劳模。警卫处担心味道，劝阻无果，主席一句话定音：“劳动不臭，人心最香。”于是时传祥换上新做的中山装，站在城楼西侧，远眺红旗猎猎。当晚的家常便饭，毛泽东夹起一块红烧肉递给他：“多吃点，明儿还得干活哩。”时传祥一时语塞，只能憨笑。
时代风云变幻，风浪中他一度被遣回老家。1971年秋，毛泽东听闻后批示调查，“专列接回”。列车到站，老工友迎他进门，他轻声说：“没事，咱回来继续干。”众人抹泪，却都笑了。

1975年5月，病榻旁，时传祥握着三儿子时纯利的手嘱咐：“苦活脏活，总要有人干。别怕累，干净了街巷，大家心里亮堂。”这句话，他的家人牢牢记住。1990年，时纯利获“五一劳动奖章”；2006年，孙女时新春再把奖章挂在胸前。掏粪桶早被抽污车替代，他们却坚持用父辈的老钢刷，把井口擦得雪亮。
环卫行业的设备更新了，城区扩张百倍，昔日的粪码头已成公园。但在北京的清晨，仍有人推着水车穿街过巷。路灯下，那闪着水珠的扫帚与半个世纪前一样，静静守护城市的清洁。时传祥当年的那句“我不是先进，只是把活儿干好”被写进班组公告，一天又一天提醒着后来人：劳动不分贵贱，尊严来自汗水，也来自制度为劳动者撑起的那把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