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亲自调查孔家在美国的巨大财产，结果让他愤怒指责，对这些行为直言都是强盗！
1947年初春的波托马克河畔阴云密布，美国国会特别审计委员会把厚厚一摞资料递到杜鲁门案头，扉页上用红笔标注着“CHINESE AID—CONFIDENTIAL”。总统连夜翻阅，神色一次比一次阴沉，白宫秘书后来回忆，那一晚总统一直喃喃：“怎么会烧成了这样？”
报告把去向不明的38亿美元援华经费逐条列出，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多处房产与保险箱的持有人名字惊人地相似：蒋、宋、孔、陈。抄录汇款记录的官员轻声对同伴说：“这栋公寓写的是‘H.H. Kung’，不就是那位中国财政强人？”同伴低头应道：“账上款项却来自战时特别贷款，可笑吧。”短短几句低语，像针一样扎进了旁听议员的神经。

孔祥熙的名字，在彼时的华府不亚于一只沉重铁锚。四十五年前，他还是山西太谷一个爱给教会捐米的富家子。义和团烽烟未散，他为掩护教友与乡邻，冒险把他们藏进自家窑洞。这段经历让他相信，枪炮与银子同样能救人，只是后来，他似乎更信任后者的魔力。
留美归来，他靠着与壳牌公司签下的煤油独家代理合同，三年便在津浦铁路沿线铺满油灯，赚得第一桶金。1921年，他迎娶宋霭龄，用姐妹的嫁妆、姐夫的军队、外资银行的信贷，拼出了另一条上升通道；从此，政商两界的门槛对他都敞得笔直。

当蒋介石北伐急需银两，孔祥熙被请进广州，先做省财政厅长，后掌中央银行，再兼财政部长。一张“法币”钞票从他手里印出时，背后是白银收兑、国债高息、关税抵押的连环设计。纸面上的财政收入被迅速放大，可江浙布庄的伙计发现银元越来越少，布价却一天一跳。
1942年珍珠港之后，美国以五亿美元贷款启动对华“以贷代援”计划。资金到重庆尚未落地，就被拆分成数十个子项目，先期兑换成外汇汇往香港、巴拿马及纽约。有人问孔祥熙：“部长，这么做会不会惹麻烦？”孔淡淡答：“战争结束前没人有空算账。”语气平静得像在谈一笔普通商业票据。

公债发行那年冬天，上海外滩灯火依旧，却已无人相信法币。杜鲁门的调查组在华埠街口对视了一眼，一人指着账本自言自语：“利息高到这种程度，买的人不是傻子就是内线。”另一人耸肩：“看来两者都存在。”短短几句对话，道尽金融游戏的猫腻。
通货膨胀很快冲破堤坝。南京的米价从一块跳到十块，西南山谷里一只鸡换不来半根火柴。缴税的农民把铜钱串成长串，“叮当”声压住了寺庙钟声，依旧填不满县库。经济学家粗算，每一份挪用的援华美元，最终在国内要由百倍法币填坑。

1948年春，孔祥熙携家人悄然离沪赴美，走得并不狼狈；数月后，白宫公布对华援助审计结果，新闻稿只用了冷冰冰的术语：“资金去向与原批准用途高度不符”。记者追问，杜鲁门把文件合上，只留下一句低沉评价：“这种玩法，比战场上的劫掠更伤人。”
国民政府的财政大厦此刻早已千疮百孔，纸面繁荣与权贵账户的对比刺痛了普通民众。孔祥熙昔日设计的那套高息债券、强制收银、货币增发，在枪炮与谍影交错的年代里，像一只被过度拧紧的发条，最终崩裂。历史课本里常写战争改变版图，却少提财政足以改变人心，这一段材料，恰好补上了那页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