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6日，四川军阀杨森带着1200多两黄金与副官、女秘书一起坐飞机逃往台湾。临走之前，杨森决心把第20军传给他的儿子杨汉烈并暗示其可以率部起义，但此举导致第20军的老人极为不满，在代理军长景嘉谟的带领下拒绝起义出走。
杨森离开成都前，第20军已经不是一支能靠命令拧成一股绳的部队了。番号还在，军旗还在，旧日的上下级关系也还在，可人心已经散了。
真正让这支川军老部队裂开的，不只是战场上的失败，更是杨森临走前那次仓促的“交班”。第20军对杨森来说，不是一支普通部队。

许多军官和士兵来自四川，乡音相近，关系盘根错节，部队内部很讲资历，也很看重老弟兄之间的情分。这种部队有一个特点：顺的时候很抱团，乱的时候也容易各算各的。
因为它不是单纯靠制度维系，更多靠老长官的威望、同乡关系和多年形成的利益安排。杨森在时，大家还能认这块招牌；杨森一旦离开，谁有资格接住这副担子，就成了问题。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长江防线迅速瓦解。第20军在安徽宣城湾址一带遭遇重大打击，军长杨干才在突围无望后身亡，大批官兵被俘。
对第20军来说，这是一次从根上伤筋动骨的失败。过去这支部队打过硬仗，吃过苦头，但整军被打散，在它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杨森当时人在西南后方。听到第20军被重创的消息后，他很清楚，如果这块招牌彻底没了，自己在国民党军政体系里的分量也会随之下降。
所以，他很快推动重建第20军。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残部、在后方训练的新兵、沿途收容的散兵，都被重新拉起来，拼成了一个新的架子。
到1949年7月左右，第20军在重庆一带重组完成。景嘉谟出任代理军长，下面有第133师、第134师和杨汉烈掌握的第79师等部。
表面看，军长、师长、团长都有了，编制也恢复了，可懂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个新第20军并不稳。景嘉谟名义上代理军长，可关键的人事安排、军需供给和部队控制权，仍然离不开杨森的手。
第20军很多重要位置上，还是杨森信得过的人。问题偏偏就出在这里。
景嘉谟、萧传伦这些老军官，并不是刚入伍的小角色。他们在第20军里摸爬滚打多年，带过兵，打过仗，也有自己的部属和威望。
让他们继续听杨森调度，他们可以接受；可杨森要在临走前把部队交给儿子杨汉烈，他们心里就难以服气。杨汉烈并非完全没有军旅经历。
他长期跟在杨森体系内活动，也担任过第20军第79师师长。但在第20军那些老人看来，杨汉烈的最大优势不是战功，而是身份。
他是杨森的儿子，这一点能带来名分，却未必能带来真正的服众。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西南局势急转直下。
杨森从重庆退向成都，第20军也被卷进最后的混乱中。到了12月中旬，成都周边已经没有多少回旋空间。
胡宗南系统、川康地方部队、各路残余武装都在寻找退路，有的想突围，有的想观望，有的则准备起义。12月16日，杨森带着黄金、随员和亲信离开大陆，飞往台湾地区。
这个动作对第20军的打击很大。老长官走了，留下一个不完整的命令：让杨汉烈接住第20军，同时又暗示部队可以选择起义。
看似给了后路，实则把矛盾推到了台前。如果杨森只是安排撤退，部队可能还有一套旧式服从逻辑；如果他明确让大家起义，也许还能减少内部争执。
可他一边离开，一边让儿子接班，又给出模糊的转向空间，这就让第20军老人觉得，自己被排除在真正决策之外，只能替杨家承担最后风险。景嘉谟和萧传伦等人很快作出反应。
他们不愿被杨汉烈统一指挥，也不愿轻易把手里的第133师、第134师交出去。于是，这两支部队脱离第20军原有建制，向川西北方向行动。
这个选择谈不上有多高明，却能看出当时旧军队内部的真实心理：宁愿自己找路，也不愿替别人家的安排收场。杨汉烈一下子失去了第20军中相当重要的两部分力量。
父亲已经离开，老军官又带队出走，他能掌握的主要是第79师以及部分直属部队。继续打下去，既缺少胜算，也难以稳住官兵。
拖得越久，损失越大，普通士兵夹在中间，最容易成为牺牲品。1949年12月26日，杨汉烈在四川金堂率部起义，这个时间点很关键，它不是在局势还可进可退时作出的轻松选择，而是在成都战役进入最后阶段、旧军政体系全面松动时作出的现实决定。
对杨汉烈而言，这一步既是保全部队，也是为自己和部属寻找出路。但第20军并没有因为杨汉烈起义而立刻统一收束。
景嘉谟带走的第133师还在川西北一带徘徊。到了1950年1月26日，景嘉谟在形势已经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宣布投诚。
相比之下，萧传伦率领的第134师更为顽固，拒绝放下武装，最后在战事中被消灭，萧传伦本人也被击毙。这样一来，第20军的结局就被分成了几条线：杨汉烈所部在金堂起义，后来被改编；景嘉谟所部经过一段周折后投诚；萧传伦所部则走向失败和覆灭。
原本同出一门的老川军，因为对前途的判断不同，因为对杨家安排的不满不同，最后走出了完全不同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