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席吃到怀疑人生！”上海，一男子给亡父办酒席，每人随300-500礼金，大吃大喝3天，不料，亡父去世头3年，每年忌日，男子都大摆3天筵席，宾客每次都还得再掏300-500，当地红白事都这样，导致月月有席吃，顿顿要付钱，有人为了能把随的礼金捞回来，竟然割痔疮出院，家里母猪下崽都要摆酒席收礼，一大妈愁眉苦脸的说：一到周末，全家就忙着到处去吃席！


周末清晨六点半，于阿姨的手机准时响了。

她迷迷糊糊摸过来一看，三张红色电子请柬排得整整齐齐——上午一场，中午两场，晚上还有一场。


丈夫去城东，儿子去城西，她留在本地。一家三口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各奔一个酒席。


她嘟囔了一句：“一个月随出去的礼，都顶我半个月工资了。”说完还是起身洗漱，拎包出门。


这阵子，上海金山郊区不少人都在过这种日子。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这是“人情风暴”。起因，其实只是镇上一户人家的丧宴。


去年冬天，老张父亲去世。按当地规矩，丧事要摆三天流水席，亲戚朋友都得来。每桌三五十人，红包基本300到500。大家随了礼，觉得事情算过去了。


可第二年忌日，老张又搭棚子、请厨子，还是三天。同样的人，同样的流程，红包数额也差不多。第三年照旧。

三年下来，熟人们为这一家，掏了三轮钱。


老人们说，这是“老规矩”。白事头三年，每年都得办，不请不行，不去更不行。谁缺席，背后肯定有人念叨；谁空手去，那更是要被记上一笔。没人明着逼你，但那种眼神、那种闲话，比明说还管用。

问题是，钱从哪来？

镇上有年轻人算过账：一个月两万多的收入，一年光随礼少说五六万，多的能破十万。人情支出占掉家庭可支配收入四成以上。辛辛苦苦干一年，年底一算，钱都变成了宴席上的红烧肉和剩菜。

大家心里都清楚，但谁也不愿意先停。


于是慢慢地，事情开始变味。


有人做了个小手术，出院就摆酒；有人买辆摩托车，办“新车宴”；西村有户人家，母猪下崽八只，居然也请了五桌。
红包照收。

孩子考上大专要办，老人生日要办，盖个鸡棚也能凑个“乔迁”。名头总能想出来。

说白了，就是想把之前送出去的礼金“收回来”。

这就有点像互相绑架。你去年随了我500，今年我家有事你不来？那之前的情分怎么算？你来了，我又得记账，等你家办事再还回去。大家手机里都存着小本子，谁随了多少，记得清清楚楚。


于阿姨说，她最怕周末。不是怕跑来跑去，是怕算账。“不去吧，之前的钱白送了；去了吧，又得再贴进去。”


这话被媒体拍下来后，很多人跟着点头。确实，吃席吃到最后，像是在被席“吃”。

可谁来打破这个循环？


谁先说不去，谁就成了“小气鬼”。以前随出去的，全当打水漂。经济学里有个词叫“囚徒困境”，在这儿，就是“人情债”。明知道大家都累，可没人敢第一个松手。


后来，有人把法律搬出来。


《民法典》第八条写得明白：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有律师公开说，反复借忌日收礼、虚构名目敛财，已经不只是习俗问题。你完全可以拒绝不合理的随礼，法律并不站在“人情绑架”那一边。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开始改。


湖北房县推过“人情新风”，红白理事会把关，随礼上限200，酒席不超过十桌。几年下来，人情支出明显降了，钱省下来搞种植、供子读书。上海郊区有村子也立了村规：除了婚丧嫁娶，其他名目不准办酒。

改变不是一下子完成的，但确实有人在试。


老张去年忌日原本还想摆三天，村干部上门劝：“一天就行，别折腾大家。”他犹豫了半天，最后只办了一天。红包也从500降到200。散席时，大家没有多说客套话，可那种轻松，是能看出来的。


人情本来是温热的东西，是有人生病了去看一眼，有人结婚了真心祝福。它不是账本，也不该是负债。

当300块成了入场券，当母猪下崽都能成收钱理由，当一家人周末全在赶场子——那就已经走偏了。


于阿姨说，她盼着有一天，去吃席只是因为想去。简单一顿饭，说句“节哀”或者“恭喜”，拍拍肩膀，就够了。不用凑500，不用连跑三场，更不用回家对着账本发愁。


那一天也许不会马上到，但至少，已经有人在慢慢往那个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