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21日，上海提篮桥监狱一声枪响，伪浙江省政府主席傅式说应声倒地。临刑前那张遗书老照片上，他西装笔挺、发丝锃亮，至死仍维持着虚浮的体面——只是皮囊之下，早已是人人唾骂的汉奸之魂。
 
谁能想到，这个死囚曾怀有一腔抱负，1891年，傅式说生于浙江乐清，两次东渡日本，最终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工学学士学位，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留日工科精英。
 
归国后，他投身实业与教育：出任工程师，开办煤矿，1924年带领三百余名厦大学生出走上海，参与创建大夏大学，任校董兼总务长，后成为代理校长，年纪不过三十三岁，那时的他，是浙地走出的才俊、上海教育界的风云人物。
 
然而，当民族命运拐向1937年，这位教育家选择了最可耻的道路，抗战爆发后，大夏大学师生辗转内迁，坚守教育救国之志，傅式说却留在沦陷的上海，其留日背景与任职经历被日本人和汪精卫同时看中。
 
1938年，他正式投靠汪伪集团，1940年出任汪伪铁道部部长，次年9月回到浙江，任伪省长，集沦陷区军政大权于一身。
 
就任伪省长后，傅式说彻底撕下伪装，他策划日军围剿抗日武装，推行严苛保甲制度，无数抗日志士因他告密牺牲。
 
他打着兴修水利旗号发行三亿元公债，搜刮民脂民膏，把浙江封锁管理处变成敛财机器，检问所上下职位明码标价，仅海宁硖石一处，一趟列车便可搜刮相当于四吨多大米的巨款。
 
他还兼任伪中日文化协会总干事，鼓吹“中日友邦”，推行奴化教育，妄图磨灭百姓的民族意识，百姓身处日军铁蹄之下，又遭此盘剥，苦不堪言。
 
不过，这个无底线卖国的汉奸，却精明地预留了后路，他深知蒋介石笃信风水，任内特意保护蒋母墓地，每次更换伪奉化县长，都交代将此事作为头等大事，以求日后免死。
 
1945年日本投降，伪政权瓦解，傅式说仓皇逃亡，终被捕获，关进提篮桥监狱，法庭上，他拿出保护蒋母墓地的旧事妄图邀功求饶——但他在浙江犯下的罪行、出卖的志士、盘剥的百姓，早已化作无法辩驳的铁证，最终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1947年4月21日，枪声响起，从留日精英、教育先驱到人人唾骂的民族败类，傅式说的一生清晰地揭示了一个道理：才华再高、履历再光鲜，一旦在民族大义面前选择卑躬屈膝，留下的便只有坟茔前的唾沫与史册上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