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缺乏斗争经验，他与司令和政委的矛盾直接公开，最终转任地方岗位，老帅们束手无策？
1962年初春，北京依旧带着北风的硬朗气息。手里只有一只旧旅行箱的王德在西长安街的车站下车，他的去处是东交民巷一栋灰色小楼——那里暂时借给外地军官住。安顿好行李后，他给张爱萍挂了电话，请求见面。电话另一端沉默片刻，只留下一句简短回应：“晚上过来，别带人。”
四年前的南京，情形全然不同。1958年盛夏，军区礼堂里贴满了关于反教条的大字报，墨迹尚湿，王德那张字数最多、语气也最冲，他直接点出司令员的训练思路“老套”，又质疑政委抓政治工作“走形式”。写完，他把刷子往水桶边一扔，“心里痛快”三个字刻在脸上，却没有想到自己已把所有退路写进了那张白报纸。
当时在场的作战处参谋回忆：“他写得太猛，像砍刀。”这话并不夸张。因为不到两周，军区办公厅就让他参加“交心会”。所谓交心，骨子里是一次高强度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上，司令员只问了他一句，“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组织原则？”王德起身敬礼，声音不高，“首长，我懂，但我更怕误事。”这句“怕误事”，等于再次顶撞。

1959年7月庐山会议进入紧张阶段。罗瑞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要求各大军区交出干部思想状况简报。南京那份材料很快递上：王德——“与司令、政委意见对立，缺乏斗争经验，群众基础一般，宜转地方锻炼”。措辞不激烈，却像铁钉，直接把他钉出序列。
同年秋天，他被派往山东省计划生育委员会担任副处级顾问。那是一家新机构，没枪没旗，只有文件和算盘。第一天报到，他在楼道里碰到同样被调来的海军副师长罗舜初，两人相对苦笑。罗舜初低声说：“咱俩算是被‘缓冲’了。”王德摆手，“缓就缓吧，总比被人盯着强。”话虽如此，一纸任命，等于将十几年的野战经验封存。
地方工作枯燥。王德却没闲着，夜里常翻阅《作战学》做批注，甚至借来省图书馆的几册新出版的《世界军事技术译丛》。他始终不服气：自己提出“增加野外通信训练”“引入装甲协同”的建议，本是为部队现代化出力，为何成了“顶牛”？可越琢磨，越意识到问题不只在观点，而在方式。

1962年形势悄然缓和。总政治部通知各大军区清理“转地方”干部意见。消息传到济南，王德连夜写信。信里没有怨气，只一句核心诉求：“如组织需要，愿回部队，听任何安排。”信发出后，他赶赴北京，想当面再说明。
张爱萍住在首都一处旧四合院。灯刚亮，他推门进去。寒暄之后，张爱萍开门见山：“你那几年，长记性了吗？”王德挺直腰板，却改了原先的冲劲，“犯过错，得自己消化，可军事认知不能荒废。”张爱萍点头，“今天你不必再谈对错，只说想干什么。”这一问切中要害。王德思索片刻：“搞合成营试点，我熟悉前线，也懂参谋业务。”随后拿出手稿，说是初步方案。张爱萍翻了几页，合上本子：“行，你等消息。”
第二天，他又见了罗荣桓。罗帅一向谨慎，听完汇报，只淡淡一句：“年轻人要明白，意见可以有，锋芒别失控。”这句话像冷水，也像药酒，辛辣，却让人清醒。

申请材料交到总政治部。处理过程并不拖沓：4月上旬，文件批复同意王德回南京军区，暂为副参谋长，具体工作待司令部统筹。有人惊讶速度之快，内部却心照：部队亟需懂现代作战的干部，何况他从未被剥夺军籍。
五月底，王德重返南京。昔日同僚见他归队，心情复杂。政委在会上宣布任命后强调，“过去的事到此为止，向前看。”散会时，司令员走到他跟前，声音低却清晰：“这回，多做少说。”王德立正答“是”，目光平静。旅途劳顿尚未消散，眼前却已是新一轮军改方案的文件，他伸手翻阅，笔也随即在纸上跳动。过往的锋芒被收折，但并未钝掉。
那番折腾留给后来人的启示并不抽象：在特殊年代，胆气固然可贵，斗争经验更是一门严肃学问；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分寸感，一旦拿捏失当，哪怕出发点为了备战，也可能被时代的浪潮推离原位。王德的名字最终留在军史资料里的位置不大，却恰好昭示了那段岁月里权力运行的肌理——锋锐与规矩之间，总要有人用自身经历去试探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