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这位关键人物，中国历史发展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毛主席因其被判死刑曾严令：必须马上放人！
1931年11月的瑞金刚下过雨，中革军委会议室里灯火通明，负责人对着名单迟疑片刻，指了指角落那位穿旧军装的小个子，“就让王盛荣兼管联络吧，他跑得快、脑子也活。”一句平实的话，把一个24岁的纱厂工人推到苏区神经中枢。
王盛荣出生在武昌汉阳门外，父亲给船帮扛麻袋，母亲削竹筷换米钱。13岁，他就进纱厂，白天拈纱，夜里学字。武昌工人运动兴起时，机器轰鸣压不过罢工口号，他悄悄把红袖章别进衣兜。1926年，他入团；1927年，八七会议外墙上他举着木棍守夜。那一年，他才20岁。

苏区缺电话、电报靠人背。王盛荣每天拎一只帆布包，走村串寨递纸条。1932年初冬，他接到口信：赣南某处临时会议，请毛泽东务必出席。山路弯多，民团游弋。到半程，耳边忽然传来枪声，哨兵低声提醒：“对面堵口了！”王盛荣判断留守有变，迅速折回，找到毛泽东。“主席，路被卡，我来想办法。”毛泽东点点头，沉默。简单几句对话，决定双方生死。王先让警卫在山背吸引火力，自己搀着刚做过小手术、行动不便的毛泽东，从灌木间侧穿而出。火光闪烁，他们顺着一条干涸水渠潜行五里，终于甩掉追兵。那夜风大，毛泽东捂着腹部轻声说：“小王，这次又麻烦你了。”王盛荣只是摆手，“路是自己选的，总得有人铺。”
救人并未换来安逸。几个月后，中央经费告急，陈云急需外汇购买印刷机与药品。两次押送路线上都出了岔子，银元被查扣。第三次，王盛荣自告奋勇，从瑞金背着3.5万美元出发，白天挑担伪装盐商，夜里改走小码头。到了香港，他把钱交给接头人，累得连话都说不出。“兄弟，你一身泥。”对方递水。王盛荣咕咚咕咚喝下，憨笑一句，“钱没丢，比什么都值。”

长征前夕，他调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途中过草地，他负责分发最后几袋炒面；到会宁会师，他又被派去整编甘肃地方武装，一夜谈判，让几百名旧枪手改扛八路军旗。就在这段时间，他与文工团赵明珍相识。有人打趣，“老王，你戴着眼镜还脸红呢。”他嘿嘿一笑，继续备稿，没说一句情话。
1949年，枪炮声刚停，铁水炉又点燃。中南新成立的工业部缺熟手，王盛荣被调武汉，主管冶金与有色金属。他懂军事，却不懂外贸；懂纪律，却难防复杂的市场。1950年3月，周恩来交代出口钨砂任务，换取急需设备。海上封锁、境外暗盘，环环都是迷雾。几年内，合同款项周转出现缺口，调查组进驻，他被指“严重失职”，1956年冬被捕，呈报死刑。

日子忽然沉寂，家属收到只言片语的“羁押通知”，连探视都不可。武汉长江大桥合龙在即，省里向中央汇报工程进度。1957年秋，毛泽东乘专列到桥头，随行人员汇报中提到“冶金口一名老同志已作结案”。毛泽东冷不防问：“哪个老同志？”答曰王盛荣。毛泽东皱眉，“当年瑞金跟我并肩的人，现在却给你们关着？”他停了一下，扭头吩咐，“立即核实，错了就放。”话音不高，却不容置疑。
几天后，武昌看守所的铁门缓缓开启。王盛荣走出院子，站在江风里，衣衫单薄。湖北省主要领导迎上前，“老王，受苦了。”他摆手，“给国家办事，哪能不出错？只要组织信得过，我还能干。”短短数月后，他被安排出任省冶金厅副厅长，分管矿山基建。那时全国钢产量不足200万吨，他带队翻山越岭勘察矿点，鞋底磨穿好几双。

有意思的是，他从不在公开场合提救护往事。子女问起，他只说一句：“那是职责。”家里没有一张与领导人的合影，墙上挂的，是1953年京汉冶炼厂第一炉铁水照片。亲友劝他写回忆，他摇头，“写自己不如看文件，年轻人用得上。”这种朴素，成了晚辈眼里的家训。
岁月悄然流走。冶金厅改制后，他享受副省级待遇，却仍住旧宿舍。2006年9月1日清晨，89岁的王盛荣在武汉病房离世。当天正值武钢早班交接，昔日同事得讯赶来，默默脱帽肃立。老人一生，从纱厂到会宁，从草鞋小道到炼钢高炉，角色变了，底色未改；他的名字没有镌刻在恢宏碑座，却埋藏在许多档案的脚注里，静静见证那段风云与锻造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