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1971年查出患癌请求回美治疗遭拒，毛主席指示将他接到中国来治疗！
1959年盛夏，阿尔卑斯山脚的洛桑湖畔，雨丝细密。旅居此地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坐在阳台，翻看刚寄到的北京来信——那是毛泽东邀他重返中国的手迹。这一年，他已在欧美政治漩涡中周旋十余载，祖国的海关却迟迟不给他返美签证。山风吹乱了信纸，他苦笑：“世界这么大，为何我到处都像个局外人？”
三十年前，斯诺并非如此踌躇。1936年仲夏，他背着相机和速写本，从北平一路辗转入陕北。在那个消息被层层封锁的年代，一位西方记者深入“红色禁区”，几乎是天方夜谭。他骑着骡子穿越封锁线，在黄土地上扎营，喝着带沙子的井水，记录下红军战士磨破布鞋却依旧唱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日常。更多人不知道，他在保安与一个刚过不惑的无名之辈彻夜长谈，那人自称“农民的儿子”，名字叫毛泽东。

《红星照耀中国》次年面世，像一束探照灯直射西方世界。从纽约到伦敦，书店抢购一空；青年白求恩、埃米·埃特凯特由此踏上中国行；美国国会却盯上作者，“亲共嫌疑”成了锁链。斯诺辗转印度、苏伊士、欧洲，报社合同一份份中止，他干脆移居瑞士，“只剩笔与雪山相伴”。
冷战升温，中美隔绝。可北京方面从未遗忘当年的朋友。50年代末到60年代，斯诺多次被悄然邀请入华，长谈、采风、写作。他见证了公社田野里的星火，也见证了新生共和国在风雨中跋涉。1970年国庆节，电视镜头定格：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转身招手，身旁那一袭灰呢大衣的白发客格外醒目。全球评论家惊呼，“华盛顿的冰山要化了吗？”

就在这一年冬天，斯诺觉出异样。苏黎世医院的诊断书毫不留情：淋巴癌晚期。治疗方案昂贵，他想返美求医，却被告知“旅行许可暂缓”。夜里，他握住妻子的手，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让我回纽约的中央公园走一圈，好吗？”妻子只摇头，泪水夺眶。
1月23日清晨，伯尔尼的电话线连通北京。周恩来放下听筒，当即批示：“请最好的专家立即动身。”两天后，马海德带队抵达瑞士。白大褂里，他们带去中草药、放射治疗方案，还有一句重得抬不起的嘱托——“主席让我们接您回北京”。“谢谢，可我怕过不了阿尔卑斯了。”斯诺自嘲地拍拍胸口，眼中却闪着少年般的亮光。

北京仍为他准备了病房。日坛医院夜以继日改装隔离层流室，护士在走廊里演练紧急抢救流程。可2月15日凌晨，电话铃声划破宁静：斯诺的心脏停止跳动，享年67岁。讣告写好后，周恩来叮嘱：“留下的，是两国人民共同的记忆。”

按照遗愿，他的骨灰一分为二。半瓮送回纽约，另一半在1973年春天伴着柳絮，沉入北大未名湖心小岛。叶剑英亲书墓铭，石碑上只寥寥数字，却让后辈驻足良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之墓”。
多年后，穿行朗润园的学子常会低声议论：“要不是他，我们很难那么早读到红军的故事。”没人能确知一部书、一场握手，究竟怎样改变国家的轨迹；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最深的隔阂里，总有人愿意搭起木桥。斯诺以记者的眼睛发问，以记者的笔回答，他的故事说明——有时，一个人的诚意，足以穿透钢铁与寒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