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惊世才华首次被他发现并高度评价，他断言毛主席将来必定会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
1909年深秋，长沙城外的湘江水雾气正浓。一位从京师大学堂归来的年轻教员踏上码头，他就是32岁的符定一。彼时，湖南知识界正在讨论一个问题：新式学堂究竟该教什么？科举刚废，人心浮动，书院和学堂之间仿佛有条看不见的分界线。符定一却认准一点——无论改教几次，真正能托付未来的，还是那些有胆识、有读书根底、又敢于思辨的青年。
三年后，湖南省会的第一所省立中学开门招生。两天的考试里，卷子堆得像小山。夜里，符定一挑灯批阅，忽见一篇议论文标题平平，却字字铿锵，“国家之根，本在人心；人心不振，法制虚设”。行文洗练、气象开阔。他放下笔，自言自语：“写出这种气象的，必是可造之材。”次日面试，一名身材颀长、口音浓郁的乡下青年走进教室。符定一下笔出题：“当今中国最需之事？”年轻人略一思索，回答简洁：“先立人，后救国。”简单六个字，掷地作金石。符定一点头，随手取出案头的《通鉴辑览》，递过去：“好好读。书不在多，在精。”青年接过书，郑重一躬，背影干净利落。此人叫毛泽东，时年19岁。

省立一中并不富裕，课桌是拆了旧衙门的门板钉成的，但课堂气氛热烈。符定一讲理学，也讲新学，说孔孟，也谈卢梭。课后师生在操场边的樟树下继续辩论。一次辩论后，毛泽东追问：“先生，若道德与法令相冲突，当从何处？”符定一笑答：“问心。若心中诚正，法令自可生；若心中不正，条文也只是纸张。”二人时有交锋，却相惜甚深。

光阴倏忽，长沙的街头换了许多旗帜。到1925年，省城已是军阀要地。一天傍晚，符定一得到密信，说省城当局要逮捕一个名叫毛润之的“煽动者”。他怔了一下，连夜派人将此事带给正在长沙筹办工人夜校的毛泽东。深夜烛下，两人相对而坐。符定一语速极低：“事态紧了，你须即刻南下，桂林或广州皆可。”毛泽东道：“学生若走，先生与校如何？”“舍我其谁，你先走再说。”临行前，符定一塞给他一只布包，里面是几十块银元与那本已被翻旧的《通鉴辑览》。毛泽东拍拍包袱，轻声道：“先生之恩，来日当报。”
此一别，竟是二十一年。抗战硝烟未散，国内形势又起波澜。1946年6月，符定一受邀到延安。黄土高坡的窑洞里，他看见当年的学生伏案批阅电报，灯火映得脸庞清瘦却坚毅。夜谈中，两人忆起长沙旧事。毛泽东说：“先生当年给我那本书，我至今未敢失之。”符定一笑而不语，却把注意力放在延安的简陋小学，“泥墙也能装下大时代的种子，这才是真正的学堂。”他回程时写下八字寄赠：“开来学术，统系斯人。”

两年后，解放战争进入最关键阶段。北平城的出路，牵动天下。符定一受邀赴北平参与商讨。他细读战况图，劝说在场人士：“若能先取津门，再议和平，北平自可保全。”几周后，天津战役告捷，北平和平解放的道路由此铺开。那年冬天，他刚满七十，却精神矍铄，依旧笔耕不辍。
1949年，新中国成立。翌年，中央文史研究馆在北京成立，符定一被聘为首任馆长。他的办公桌上，常摆着一本厚实的《联绵字典》手稿。这部辞书耗费他十余年心血，专门研究连绵词。有人打趣：“如此冷僻的学问，何人去看？”符定一答：“传统文字一断，前史无人能读；没有来路，哪来的去路？”他照旧穿着已洗得发白的长衫，在故宫旧藏碑帖间穿行，偶尔捻须自语，像在和汉碑上的裂缝对话。

1958年春，他在北京病逝。书桌还散落着未完的索引卡片。那本翻旧的《通鉴辑览》静静躺在上方，封皮已被手汗磨得发亮。旧日教室中的青涩少年，早已成为共和国的领袖；当年执教鞭的老师，却以典籍为伴，直至最后一刻。岁月没有抹去他们之间的书香气，也没有冲淡彼此的敬重。一个时代的师生情谊，就这样镌刻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与革命的长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