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升起的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本人竟然并不知道这面国旗出自自己之手
1949年7月3日，北京东黄城根的办公楼灯火未眠。筹备着新政协的工作人员端着搪瓷缸匆匆走动，一张“公开征集国旗图案”的红纸，被贴上灰白的墙壁。没有人想到，这张纸会把上万里之外的普通人，悄悄与共和国最醒目的标志联系到一起。
启事传遍大街小巷。哈尔滨的中学、自贡的瓷窑、香港的报馆，甚至南洋侨居地，都有人动手画旗。寄到北平的稿件很快堆满麻袋，据不完全统计，三周就收了近三千幅。热闹归热闹，真正让评选小组眼前一亮的，藏在一只普通牛皮纸信封中，寄件地写着：上海四川北路福建中学旁，现代经济通讯社，曾联松收发。

他出生于1917年，家在温州的山水之间。1936年考进中央大学经济系，炮火频仍的年代，他背着黄布包辗转西南，教过书，也在军需处记过账。多年颠沛，练就了稳当的算盘功夫，也练就了遒劲的小楷。到1949年夏天，这位三十二岁的财务员下班后依旧写字、练画，“要不也寄一张？”朋友笑问时，他随口答，“试试看呗，谁说会计不能画国旗？”
那几晚他摊开蜡光纸，剪下大小不一的星形，用浆糊一点点粘贴。位置试过中间、试过右上，最后停在左上方。“四颗小星要围着大星，像伙伴拱着领头人。”妻子打趣：“你倒挺会排兵布阵。”他咧嘴：“这可是国家的脸面，不能乱来。”
8月10日清晨，他把编号“00892”的稿件塞进信封，贴足了邮票。寄出那刻，他拍拍胸口：“算是尽一份心。”随后又埋头在算盘珠间拨弄，日子照旧。

北平的另一头，田汉主持的评审室里，围着三层人。有人提出：“红底黄星太简了吧？”田汉却摇头：“恰恰因为简洁，远看最有力。”另一位代表皱眉：“大星里的锤镰太工，不如去掉，更清爽。”几经权衡，“复字三十二号”在38幅候选里站稳了脚跟。9月27日夜，政协全体会议举手表决，一片整齐的手臂托起那面旗。
10月1日，天安门前礼炮轰鸣，二十二万军民仰头注视红旗升起。同一时刻，上海四川北路的办公桌旁，曾联松正催同事结账。广播里传来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他跟着哼了两句，全然不知那块随风猎猎的布正是自己的心血。

11月下旬，一封盖着“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字样的信抵达上海。他拆开信封，短短一句“设计已被采用，特此致谢”，外加300万元旧币酬金，静静躺着。那晚，他握着信纸久久不语，母亲轻声问道：“阿松，咋不说话？”他只是笑，抬头看窗外的夜空——那片黑幕，正好像等待一面旗子。
1950年国庆前夕，中央来电邀他赴京观礼。他带着那封已磨白边的信，第一次踏上北平的火车。10月1日，站在金水桥西侧，他对身旁同座的老大娘低声说：“您看那五星排得多匀。”老大娘笑说：“孩子，画得好，谁设计的？”曾联松愣了半秒，才答：“一个普通人吧。”

旗面上的深红代表革命牺牲的热血，黄色五角星象征炎黄子孙。大星居左上，四小星环拱，寓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这些概念后来都写入了1954年宪法附则，成为国家法定解释。去掉锤镰的决定，让旗帜更超脱阶层符号，只留下政权与人民的整体意象，这是一次政治象征与审美简洁的平衡。
设计者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开国大典的主持稿里，也未刻在天安门城楼。但在日后的每一个升旗清晨，红布在晨风中翻涌，人们不会去想象那张旧蜡光纸的模样。1999年，82岁的曾联松与世长辞，他一生没有离开财务岗位。遗憾吗？旁人不好替他回答。历史记录下的，是那张邮寄自上海的“复字三十二号”手稿，而剩下的，就交给了长空。曾联松的署名被时间轻轻收起，可他剪下的那五颗星，早已镶在亿万人心里，日日新，月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