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时，意外在角落发现一副特别挽联，激动询问：这个人到现场了吗？
1956年初夏的一个清晨，紫禁城的神武门缓缓开启，一位精神矍铄的中年人抱着木箱走进午门检票口。值勤人员认出他是张伯驹——那位常被文物界称作“掷尽千金守残帖”的收藏家。箱盖掀开，《平复帖》、唐摹《游春图》等八件国宝静静躺在锦被中。现场的文化部干部连声惊呼，张伯驹却只是客气一笑：“东西是国家的，今天总算物归原主。”有人悄声劝他领取二十万元奖金，他摆手拒绝，“我买它们时花的不是钱，是一条命。”
捐献仪式后没几天，北海公园里举办书画联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带着浓厚的兴致前来走马看花，他本就是写诗作赋的行家。在一展柜前，他见到张伯驹，随口吟了句：“人语马嘶，尚忆《平复》真味。”张伯驹微笑答道：“元帅若有暇，还望赐教一番。”两人就此埋下友谊的种子。当晚席间，陈毅举杯：“伯驹先生若遇不顺，尽管来找我。”酒香扑鼻，却比不上这句话来得热烈。

这句承诺，很快三年后便派上了用场。1958年，政治风雨骤起，张伯驹被划为右派。老友相继避嫌，唯有陈毅提起电话，“吉林那边在筹建省级博物馆，你去，正好用得上你的眼力。”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接到电话，当即拍板：聘请张伯驹任第一副馆长。北国的冬天凛冽，张伯驹与妻子潘素裹紧大衣，坐上前往长春的专列。车窗外白雪茫茫，他却暗暗庆幸：至少，不必再卖画求生，也不必担心心头那批古物流散。

倒带回到1937年。北平古旧书画行里，流亡的爱新觉罗后裔溥儒捧出一卷东汉名迹《平复帖》，开价四千块大洋。张伯驹原本囊中羞涩，硬是典当田产，凑足银票。交易刚成，一位日本军官赶来，开出五倍价码被他回绝。第二天夜里，他又遭到南京汪伪特务绑架勒索四十万伪币。潘素四处借款才把人赎回，张伯驹踏出囚门第一句话竟是“那几件东西可都在？”由此，北上之旅才有了今日捐献的序曲。
然而，命运并未就此善罢甘休。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伯驹被关进牛棚八个月，出狱时只分到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不能研究，也无笔砚，他便在废纸背面写诗：“半壁残灯照旧帖，一襟尘土伴此生。”潘素偷偷为他磨墨，怕被人发现，又时常深夜烧掉纸屑。陈毅得知，托人送去药材和东北干果，但自己已身染沉疴，难再出面奔走。

1972年1月6日，陈毅病逝于301医院，终年71岁。追思会定于4日后在八宝山举行。张伯驹因身体羸弱，加之多年动荡后手续不全，无缘前往，唯写下一副哀挽送至灵堂。那天，阵风吹得纸帛猎猎作响，主席在轮椅上缓缓经过，忽被一行草书吸引。他侧身低声问张茜：“写联的这位，可来了？”张茜摇头。主席沉吟片刻，转而吩咐周恩来，“看看他的情况，能帮就帮。”只此数语，旁人不敢多言。
翌月，国务院办公厅来函，调张伯驹回北京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并为他与潘素安置了宽敞住宅。吉林省博物馆的人赠他一套拓本留念，他却回赠自藏青铜器数件，说“馆藏需厚，个私何足恃”。同僚感慨道：“他把自己安顿在历史里，身外物随时可舍。”

再回头看这段相交十五年的文脉：一位终生与青铜古籍为伴的书画鉴藏家，一位胸怀诗酒的开国元帅，一次因挽联而起的问询，织在一起的是传统艺术与革命理想的罕见合奏。张伯驹去世前仍念念不忘，“若无陈毅，我或早已流落他乡，哪来今日的国宝安居？”而陈毅当年留下的手札也写得明白：“保国者，不必皆持枪，有人提笔，功同折冲。”这句话后来被博物馆职工誊录，镌在展厅角落，默默守护着那些从烽火中幸存下来的纸上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