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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最反常的一步,不是把皇位交给弟弟,而是在自己坐了十七年龙椅后,仍让太子之位

赵匡胤最反常的一步,不是把皇位交给弟弟,而是在自己坐了十七年龙椅后,仍让太子之位空着。开宝九年冬夜,他在万岁殿猝然离世,两个儿子尚在,登基者却是晋王赵光义。问题不只在那一夜,更在此前十五年的开封府。
 
北宋的开国底色,是五代十国的刀光。赵匡胤从后周殿前都点检的位置上起家,深知军权、京城和宫禁一旦合流,皇位就会变得多么脆弱。陈桥兵变后,他收兵权、抑藩镇、重文臣,努力把五代以来“兵强则君弱”的旧病压下去。可是轮到皇位继承,他却没有像汉唐帝王那样早早立储。太祖有儿子,且并非无人可立:长子德秀、三子德林早亡,次子赵德昭、四子赵德芳都活到了开宝末年。德昭早已出阁授官,德芳也在太祖去世前后进入宗室政治序列。太子位空着,便不只是家事,而成了整个朝廷都看得见的权力空白。
 
真正填进这个空白的人,是赵光义。太祖即位后不久,赵光义曾留镇大内,又任开封府尹,后来加中书令,封晋王,班在宰相之上。开封府不是普通衙门,北宋的东京开封是宫城、禁军、百官、漕运和财政聚集之地,谁长期在这里主持政务,谁就不只是“管城”的官。赵光义在京十五年,庶务修举,太祖还多次到他的府第,恩礼甚厚。十五年足够让一套官属、门吏、亲信和人情网络在京师扎根。赵德昭名义上是皇子,却直到太祖一朝结束都没有封王;赵德芳更年轻,资历和班列无法与晋王相比。一个是成年皇弟、开封府旧主、亲王宰相之上;一个是尚未正式立为储君的皇子。到了开宝后期,朝廷不用明说,也知道皇位阴影已经偏向哪一边。
 
太祖未立太子,常被归结为杜太后的遗命。所谓“金匮之盟”,说的是昭宪太后临终前要太祖日后传位给弟弟,以免幼主临朝重演后周孤儿寡母的局面。这个解释后来成为太宗继位的重要支撑,但它出现和被强调的过程,本身就带着政治需要。宋初人刚从五代走来,幼主即位确实危险;可是到976年,赵德昭已不是襁褓婴儿。倘若太祖决意父死子继,完全可以用皇帝权威册立储君,提前改造朝中班列。问题在于,储位越拖越久,晋王掌握京师越久,立子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皇帝可以一纸诏书决定名分,却很难一夜之间挪开开封府十五年累积起来的势力。
 
开宝九年西巡洛阳,是这场继承危机前最耐人寻味的插曲。太祖曾有迁都之意,理由很现实:东京靠汴渠供给,数十万兵民仰食江淮,若长久以无险可守的开封为都,冗兵和转输终会耗尽民力。群臣反对,晋王也劝阻,迁都之议最终作罢。表面看,这是地理和漕运的争论;放在继承格局里看,却像是太祖想重新整理天下重心的一次失败尝试。开封是北宋的中枢,也是赵光义经营最久的地方。离开开封,可能意味着重新分配宫禁、禁军、百官和宗室的站位;留在开封,则等于承认既成格局继续运转。半年之后,太祖猝然崩于万岁殿,所有没有写成制度的打算,都被死亡截断。
 
太祖之死最容易被写成“烛影斧声”的悬案。关于那一夜,后世记述细节不尽相同:有的说兄弟屏人对饮,有的说宋皇后本欲召赵德芳,内侍王继恩却径往开封府迎晋王入宫。能够确定的是,正史对太祖死因记得极简,只留下“崩于万岁殿”以及太宗随即即位的结果。也正因为没有太子,没有公开、稳定、可立即执行的继承程序,宫门一开,谁先进入权力现场,谁就更接近帝位。赵光义即位后,立刻安抚宗室:弟赵廷美为开封尹、齐王,德昭封武功郡王,德芳授节度使、同平章事,还让太祖子女沿称皇子皇女。这个安排看似宽厚,实则说明他也清楚,兄终弟及需要被解释、被安抚、被重新包装。
 
后来的走向更能说明问题。太平兴国四年北征幽州,军中一度不知太宗所在,有人谋立赵德昭,太宗闻后不悦;回京后因赏赐争执,德昭自刎。两年后,赵德芳病逝,年仅二十三。赵廷美后来也卷入阴谋案,贬居房州而死。太祖一系在政治核心处迅速退场,太宗一系成为北宋皇位主干,直到南宋孝宗才重新回到太祖后裔。把这一切简单说成一场夜里的谋杀,反而缩小了问题。赵匡胤真正的失手,在于他既想利用成年弟弟稳定开国局面,又迟迟没有把亲儿子的继承权制度化。等到太祖想调整这盘棋时,权力的路已经铺到晋王府门前。
 
所以,976年的关键不只是万岁殿里发生了什么,而是此前十七年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太子,没有明确交接,没有让皇子进入权力中枢的步骤。帝王最怕的不是无人继承,而是名分空着,实力先行。赵匡胤留下的空位,最后由赵光义坐了上去。
 
【主要信源】《宋史·太宗本纪》,脱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