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全国风靡一时的宝塔糖，为何如今几乎消失不见，苏联因素到底起了哪些关键作用？
1951年春天，晋东南一所乡村小学迎来一次特殊体检，医生排队给孩子取样。
检测结果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十个孩子里有七个感染蛔虫。寄生虫病不再是教科书名词，而是扎在田间地头的顽疾。
卫生部很快下文件，要求尽快找到“安全、廉价、儿童肯吃”的驱虫药，好配合全国寄生虫病普查。
就在此时，莫斯科寄来一只巴掌大的铁盒，内装不过20克褐色细籽。同行专家说：“这是驱蛔蒿，苏联北疆的野生植物。”中国技术员疑惑地问：“这么点儿够用吗？”“种好了，就能长成大片。”对方答。

种子被分成四份，悄悄送往西安、潍坊、呼和浩特、大同四处试种。头年秋收，只有潍坊的沙质壤土让驱蛔蒿抽出嫩芽。当地人掩人耳目，给它起了个名字——“一号除虫菊”，并在简易工棚里搞起提取实验。
提取液碱苦刺舌，孩子一闻就躲。技术员灵机一动，用麦芽糖浆和白砂糖调味，再借寺庙青石塔的模具，压出绿色小塔形糖块。一位老师把成品递给小学生：“咬碎。”孩子皱眉尝了尝，“怪甜的，还行。”这话成了最佳广告，“宝塔糖”自此名声鹊起。
上世纪50年代末，从辽南到云贵，供销社柜台常见这款塔糖。一次接种防治，孩子一人两颗，不需喝苦药也能消灭肚虫。那几年，宝塔糖的产量却始终受限：有效成分提取依赖苏联援助的微波干燥机和离心器，国产替代还在图纸上。
1960年后，中苏裂痕出现，专家撤回，配件断供。旧机器一停产，药厂仓库频频告急。更糟的是1964年夏，鲁北连降四十多日暴雨，潍坊试种田几乎被水淹死。
关键时刻，一位老工程师把剩余的三小罐种子悄悄封进木箱。“先把种子保住，哪怕只剩一把，也能东山再起。”他对助手叮嘱。两年后，他凭这几罐种子东拼西凑恢复了小规模种植，轻工部也用退役军工设备组装了简易提取机，尽管产率只有原机六成，总算让市场不断供。

然而，科技的脚步很快。70年代，全国农药化工体系铺开，科研院所把目光转向合成驱虫剂。1982年，以甲苯咪唑、噻嘧啶为主的新片剂面世，一粒即可灭虫，成本更低不必加糖。三个月后，多地医药公司暂停采购宝塔糖，转向新药。
同时，经济逐渐回暖，白糖不再稀罕，儿童营养改善，蛔虫阳性率大幅下降。曾经“边吃糖边治虫”的妙招在新时代显得既笨重又昂贵。
如今，只有老一辈还能回想起那股独特的草本清香：入口先甜后麻，随后涌来微苦。那味道是童年的标签，也是新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一段曲折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