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主席听说曾希圣待业，严厉批评地方领导，提醒大家必须牢记自己的初心！
1950年6月下旬，淮河水位暴涨，皖北沿岸一片汪洋。深夜的指挥部里，曾希圣拿着刚接完的电报，对堤防值守人员说：“再拖一刻，庄稼全毁。”值班员忙问：“那就启动大堤分洪吗？”他只答了两个字：“立刻。”次日清晨，一封加急电报飞往北京，随即数省民工、物资向淮河汇集，治淮委员会由中央拍板成立。几个月的筑坝、疏浚后，水退田现，安徽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能不能吃饱”与治水的紧密联系。对这位新到任的省委书记，沿岸百姓记住了他扛沙袋时满头泥水的模样，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看家本领原本并非水利，而是密码。
时间回拨到1931年的瑞金。中央苏区刚刚摆脱第四次“围剿”，却痛失上海联络站，许多密电线路被敌军监控。在这种危急时刻，二十三岁的曾希圣从前沿阵地抽调回根据地，临时拼起一间“火柴盒”大小的破译室。缴获的报务机、拼凑的蓄电池，再加五名只懂莫尔斯密码的年轻报务员，就是全部家当。靠着频次对照、字形推演，他只用三周啃下孙连仲发往南京的一封长电报，搞清了敌31个团的调动计划。红一方面军据此夜袭寻乌，一举夺得急需的军粮与弹药，“红军会算卦”的传闻由此不胫而走。

四年后，长征途中困守乌江。国民党两个纵队以重机枪封死河岸，情势紧迫。曾希圣翻出旧日缴获的敌军密码本，手起键落，“调防急令”刻意留下一串可疑错码。敌军误以为中央纵队早已北去，当夜自解防线，红军乘隙强渡，摆脱了腹背受敌的险局。多年后，重庆档案馆里仍保存着那份“假电”，成为谍报史上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脚注。此役后，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埋在暗处的火种，有时比千军万马更要紧。”一句话，将他从电波的浪潮推向更辽阔的天地。
新中国成立，战场变为工地。曾希圣被派赴安徽，最棘手的任务就是治淮。淮河自古“水患三年一小、十年一大”，沉疴需有非常之策。曾希圣把在战场上练出的“快、准、细”用到水利调度：全省238条支流逐段编号，水尺变化每日汇总，用密码台旧式记录表格改成“水情单”。河堤高差、物资储备、劳力分布，像过去拆码那样被逐一标注。基层初不懂，他干脆蹲在河畔教村干部画图，“看水位就像看敌情，差一寸也得报警。”1955年丰收时，安徽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高出两成多，这套“数字参谋部”功不可没。

然而，丰年后的曲折来得很快。1958年“大办”，亩产数字被层层加码，田间真实产量却在掉头往下。1961年春，霍邱县几个生产队悄悄改用“包工计件”，把田块分到户，定产定奖惩，庄稼终于恢复了生机。曾希圣看在眼里，写信直呈中南海：“人多地瘦，更要激发能动。”几页纸的调研报告在北京引起了关注，也点燃了争议。“这是走资本主义邪路！”批评的电报很快席卷各地。1962年，他被调到华东局挂名副职，连公章都碰不到。
两年多的边缘化让很多老部下替他忿忿不平。1965年5月，杭州召开华东军政联席扩大会议。他安静地坐在会场后排，身前只放一只旧笔记本。午后休息时，毛泽东踱步到门口，目光一扫，停在他身上。“希圣，现在在哪儿干活？”曾希圣起身答：“临时还在帮助做些材料。”主席沉下脸：“让老同事闲着，当地同志是忘记了长征路上的事吗？”一句话，让旁侧负责干部汗涔涔而下。会议后不到两个月，中组部文件下达，曾希圣赴成都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分管农垦与水利。

抵达西南，他先跑到川西平原的试验区。田头，他蹲下抓一把土，冲着县委书记低声说：“泥巴养人，得让种地的人心里踏实。”不久，一个以“产量到户、责任到人”的小规模试点在渠系完备的温江展开。多数文件里，这段努力被标注为“增产节约运动”，形式上与安徽往昔的包工计件如出一辙。测产那天，乡亲们把稻谷一袋袋抬到场边，公秤上数字跳动，平均亩产较前年翻了一倍有余。有人悄悄问他是何感想，他摆摆手：“别急着说成败，先看账面，后看肚皮。”

1978年，全国推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安徽滁县的小岗村立书立状时，已退休的曾希圣在成都听到消息，只幽幽一句：“早该如此，让种子自己找土地。”熟悉他的人才恍然，他多年来写满草稿纸的，是密电，也是亩产。
回看这一路，从破解孙连仲密码到丈量淮河水位，再到西南田间丈尺，他始终把“数据”二字抓在手里。战争年岁，数据意味着生死；和平年代，数据关乎饥饱。1965年那场短暂却足以扭转命运的发问，其实也在提醒后来人：不论时代怎么变，真正的本领与初心，不能被一时潮流埋没，更不能被忙碌的体制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