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陈毅即将调离上海时的一个要求，贺子珍为何说自己没有资格接受这个请求？
1928年冬，井冈山密林滴水成冰。红军小队宿营时，年轻的参谋陈毅正搬运伤员，忽听身后有人喊：“小陈，来帮个忙！”清脆声音来自贺子珍。那一声“小陈”，后来竟成了两人之间持续近三十年的专属称呼。
彼时的根据地尚在草创阶段，战士们往往以外号或“同志”互称，既朴素又亲近。贺子珍却偏爱用“小陈”与“大姐”区分辈分，这种半家常、半战友情的称呼，既保留了军中纪律，也留出一分温情。陈毅私下说过，“听见她喊我小陈，心里就亮堂”，这并非儿女情长，而是一种血火之交的默契。

抗战、解放战争接连而至，部队几度分散。1949年5月，上海回到人民手中，陈毅受命主持市政。接管、扫盲、恢复商业，每天都是硬仗。与此同时，早已离队多年的贺子珍正随妹妹贺怡从天津南下，准备到江西任职。由于沪杭铁路受损，两人只得在上海中转。她们携带行李步出北站，看到街头川流不息的修路队，对上海的新气象格外好奇。
第一晚寄宿在老战友方志纯家。几人闲谈间有人提议：“去见见陈毅吧，他现在忙得很，但听到你的名字肯定高兴。”贺子珍犹豫，仍决定第二天登门。门卫通报后，陈毅几步迎出，“大姐，真是你！快进来。”屋里气氛顿时活络。晚饭安排在外滩的协进大楼顶层，窗外黄浦江灯火璀璨。席间，陈毅介绍上海的粮油调运、工厂复工、铁路抢修，激动得拍桌：“半年内，要让这座城自己站起来！”贺子珍静静听，偶尔插话，“你别太拼，身体要紧。”陈毅大笑：“小命是革命的本钱，我会算账的。”

席散已近子夜，陈毅才开口相邀：“大姐，别急着走，先住下。上海需要你，也方便照顾身体。”贺子珍想起一路颠簸的辛苦，终未拒绝。很快，市府在北京西路为她腾出两间小楼里屋。她低调得很，出入常搭公交，常被邻居误认作普通职工家属。
上海的复苏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到1953年，全市基本消灭失业，棉纺产量超过战前。陈毅常抽空拎着点心去看望贺子珍：“你若有什么事，只管开口。”贺子珍总笑着摆手，“我能照顾自己，你放心搞建设。”这种一句话的关照，比千言万语更有分量。

1955年初夏，中央决定抽调陈毅进京主持新岗位。消息未公开，他先去了康平路的那幢老房子。坐下没寒暄，他便直奔主题：“我可能得走，想给你换个地方。溧阳路那边有座小洋房，院子大，离医院也近，冬天有暖气。”贺子珍闻言一愣，随后轻轻摇头：“小陈，我不过是个普通党员，哪来的资格住洋房？国家的好房子多给科学家、技术人员吧。”陈毅劝道：“这不是私人恩惠。组织有规定，老同志需要安置，你身体也更方便些。” 见她仍踌躇，他抿一口茶，半开玩笑，“要是你不同意，我走了也不安心。”

对话僵持片刻，贺子珍才点头，却提出条件：只要一间小屋，离医院近即可；多余房间让给住校的年轻医生。陈毅答应，又叮嘱秘书尽快办理手续，自己则连夜赶回市政府处理交接。几个月后，他北上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溧阳路的那幢小楼此后灯火常亮，贺子珍在院子里种了几株桂花，香飘邻里。她偶尔提及昔日山林岁月，总说一句：“那时候艰苦，可人心热。”对她来说，这座城市不仅留有战争年代的呼唤，更镌刻着同志间的惦记与担当。1955年的那场悄然搬迁，不过是早年井冈山约定的又一次兑现——战事已息，情谊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