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兵运工作将近二十年，复员回到部队任副旅长，解放后又担任军参谋长被纠正为师级职务
1945年8月，日降消息传到陕甘宁边缘的靖远城，城里驻防的国民党第11旅一下子乱了套。有人悄声议论：“邓旅长会不会往西北跑？”另一人低声回道：“别急，看牛副团长的动向。”那位被关注的人，正是已经在敌营里蛰伏近二十年的地下党员牛化东。
要理解这场暗流涌动，得把目光拉回20年前。1925年，陕北的黄土高坡上还到处是军阀混战的营火。那一年，19岁的牛化东加入共青团；次年又成为中共党员。组织把他送进冯玉祥的西北军，他顶着排长军衔，白天操练士兵，夜里抄写传单。西北地广人稀，兵员流动慢，搞兵运得比别处耐心十倍。牛化东记下每个排长的籍贯和性格，逢年过节悄悄送去家乡干粮，“咱陕北人不兴空口说革命，先得一起蹲在炕头啃窝头”，这句土话后来被许多人当作口令。

1929年，他转到王子元部。旅部训练队出现了一个瘦高小伙，名叫贺晋年，跟在牛化东后面学单兵战术。十几年后，这位小伙已是西北野战军纵队参谋长。然而在当时，没人知道两人的真实关系——牛化东是隐蔽战线的“活结”，只许进，不许漏。他的身份越升越高，先是营长，再是团副，所有升迁都为了一件事：把更多枪口悄悄转向八路军。
1935年秋，邓宝珊的第11旅被调往三边地区“清乡”。该旅与陕甘宁边区相邻，统战部门判断：这支部队可慢慢做工作，不可硬碰。牛化东被派去担任团副，肩负旅内地下党负责人任务。十年潜伏，他将“宴会喝酒”这种军官时髦事改成了“沙地拉练”，理由是“喝酒误事”。表面是抓纪律，实则借机摸底人心。抗战期间，11旅多次与八路军并肩对日作战，牛化东趁机巩固了二百余名骨干，形成了日后起义的核心。
到了抗战结束，南京政府把11旅列入“整编序列”，准备抽调东进。牛化东抓住机遇，与边区党组织密电联络，敲定起义日程。那年冬至前夜，他在旅部窑洞里对干部说：“兄弟们，枪是咱自己的，得用来保咱老百姓。”一句话定了众人心。1946年初，11旅两千余人开往定边集结，然后举旗北上，编入西北野战军序列，牛化东被任命为副旅长兼三边军分区副司令。

解放战争的烽火在西北最为漫长。银川战役打响前，第一野战军急需熟悉地形的部队。牛化东领着原11旅官兵充当向导，夜行戈壁，测过八百里黄河岸线。1949年9月，银川城破，西北战场的大门被彻底推开。有意思的是，战后整编时他的军衔并未水涨船高，只被安排为军区参谋长，副军职。有人替他抱不平，他却摆手：“干兵运的账本得放长线，别只盯眼前帽子。”
1950年至1953年，甘宁青一带土匪活动频仍。牛化东带队清剿，常把马圈改作临时司令部，行军图就钉在马槽边。当地回族乡老乡回忆他时说：“这人不爱多话，进村先问有热水没，有就招呼大伙洗脚。”这种细节比任何口号都有效，半年下来，大股悍匪望风而散，小股匪首纷纷缴械。

行政区划调整后，宁夏与甘肃合并，他被调去银川军分区，职级从副军降至正师。外人又替他惋惜，他笑道：“地方要稳，位置无所谓。”4年后，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中央重新核定编制，他恢复副军职。1964年，50多岁的牛化东终于补授少将。授衔大会散场时，老战友半开玩笑：“化东，你这颗星等了九年，心里真不急？”他拍拍肩膀：“与十九年的潜伏比，九年算什么。”
回看这条曲折路径，有个规律十分清晰：在西北，兵运绝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牛化东所在的11旅、38军补充师等部先后起义，合计近万人枪，这支暗流最终汇入黄河，托举起解放西北的大潮。也正因如此，建国初的军区裁撤与职级重排，才始终为这些“暗河”留下坐标；帽子高低，远不如那一支支带着硝烟味的队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