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罗瑞卿痛喊三遍报仇，几个月后敌首被悬挂城墙！
1942年初春，华北的天空出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忙碌——冈村宁次调集航空兵和山地部队，在太行山附近画出了一条长约三百里的“肃正”包围圈。与此同时，号称“挺进专业队”的益子分遣队被赋予一项特殊任务：化装成八路军，将情报、渗透、暗杀三件事合而为一，直扑八路军总部。
敌人来势汹汹，却不只是凭人数多。益子带着124名精锐，人人说得一口带口音的山西话，还配备缴获的老式汉阳造步枪，乍一看像极了附近刚从前线下来的地方武装。重要的是，他们被告诉：抓住指挥机关，就能一口气瓦解太行局面。
总部那头正忙着另一场“战争”——一万多人的后方机关要在五天内悄悄拔营，携带简易医院、印刷厂、被服厂与机关学校，一半是伤员，一半是文职。地形复杂，道路崎岖，稍有动静便会暴露，一旦暴露，重炮与飞机会立刻压上来。

彭德怀负责总体机动，左权主抓火力配置与路线选择，罗瑞卿领着政治部协助地方党政交接。三人定下规矩：首要目标不是战斗，而是保护机关。有意思的是，左权却主动向彭德怀提出“多留一个小时的火网”，理由只有一句：“主力安全，牺牲算得值。”
5月23日黄昏，益子队在郭家峪外突然拦住了先头担架队。枪声只持续三分钟，但从弹道方向看，彭、左都明白：假扮者就在眼前。夜色里，特务团与警卫营交替掩护，队伍迂回爬上南艾铺的山脊。山高林密，却挡不住探照灯与航弹，敌机几乎贴着树梢投弹。
“快把参谋长带走！”唐万成嘶哑着嗓子。
“不许，我在后面断尾！”左权一口回绝。

枪火混杂，山谷回声震耳。
十字岭是通往八洞口的咽喉，坡上乱石、灌木寸草难藏。25日正午前，六架日机轮番俯冲，山路上掀起漫天沙石。左权被爆炸冲击掀翻，额角流血，他爬起后仍在调整火力，一枚迫击炮弹在他身旁炸裂，37岁的身影定格在石缝间。战士们就地掘坑掩埋，标记只有一块石片。
三天后，日军工兵荷锄而来，挖坟拍照，将遗体弃于乱石。照片登上《华北宣传战报》，配文“敌首已除”。信息传回总部时，罗瑞卿在桌前沉默了整整半小时，随后站起，声音低却决绝：“血，要讨回来。”

追悼没有停留在空洞的哀哭。月底，苏亭伏击打掉敌军一百四十余人；接着，长治机场三架战机在夜袭中被炸毁。延安7月7日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写下挽联，叶剑英宣读电文，辽县很快改名左权县。当地老百姓说：“换了县名，才算把人留下。”
年底，情报网截获一条“庆功酒会”讯息：益子队将于腊月二十九在祁县大德兴饭庄集结，稍后赶往太原述职。彭德怀听罢，只问一句：“把握几成？”欧致富回答：“七成。”于是，一支三十人的敢死小队换上晋商长衫，咸菜缸里藏进短枪、匕首。
大年三十夜，饭庄掌柜不停往后堂送酒肉，楼上却寂静异常。忽然，“当”——酒杯击地声脆，敢死队同时起身。枪声只有一响，益子胸口血洞绽开。两名突击手提刀割下其首级，装入油布口袋，疾步撤出巷子。零点鼓声敲响前，祁县北门城楼上悬出一只麻袋，布口翻开，敌首在寒风中滴着血。

冈村宁次看到特情电报后的反应是不敢置信：装备最精良的挺进队竟在饭馆被“一筷子搅散”。他下令立即撤销此类渗透编制，并抽调航空兵回防石家庄。对太行根据地来说，这意味着山脊上少了成排探照灯，村口也少了伪装成游击队的陌生面孔。
左权的名字被刻在涉县清漳河畔的墓碑上，碑前没有华丽词藻，只有简单的生卒年月。但人们谈起那年的太行，总会提到一个事实：指挥机关得以完整保存，晋冀鲁豫的抗日力量因此连成了一条不断线的防御带。战术评估会议上，有参谋总结——断后十小时，保住十年根基。
这句话后来被视为那场山地转移的注脚，也成为不少年轻干部入伍后的第一堂战例课：当对手把战略赌注压在斩首上，能否沉住气调动资源、迅速截断敌渗透，决定的不只是一次转移的成败，更关乎整片根据地的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