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主席视察南京无线电厂时，误将带有“毛”字的工件当作特制礼物接受，场面令人难忘！
1955年底的一个夜晚，长江冷雾缭绕，南京西郊那片灯火稀疏的工业区却仍在轰鸣。厂房顶的警示灯把水汽染成橘红，刚刚投产两年的南京无线电厂正为一批部队急需的短波机芯赶工。对许多年轻工人来说，这是投身“一五”计划后第一次感到自己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
这家工厂肩负着为156项重点工程配套电子元件的任务，可大部分关键机床却仍靠东欧进口。外表崭新，说明书却洋文密布，维修资料也得靠翻译。技术员常自嘲：“咱们是给进口设备打工。”即便如此，车间里依旧悬着一块牌子——“三年内部分国产化”，字迹粗犷，却透着决心。

1956年1月11日凌晨，厂部电话骤响。江苏省委简短通知：早晨七点整，管理人员全体到岗，车间清场，严守生产秘密。不多时，厂长槐亚东冒着寒风赶到，把夜班和早班全部召集到食堂。没有慷慨陈词，只有一句“今天别出纰漏”，随即分派门岗、设备调校、资料封存等任务。天未亮，厂区已经灯火通明。
八点左右，省公安厅的吉普车驶入，哨兵加岗，内外两道警戒线拉起。工人们心里七上八下，却依旧埋头调机、装配、不抬头。十点整，一辆灰色轿车缓缓停在主楼前，一位身着呢子大衣的长者推门而出。已过花甲，步伐却稳健。他看了看厂牌，又转头问站在身旁的槐亚东一句：“贵姓？”语气平和。槐亚东报出姓名，那人笑了笑，抬手示意不必拘谨，随即大步迈进车间。
车间里最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台崭新的重型车床。机身侧板刷着“CKD布拉格”四个小字，他抚摸着冷硬的金属外壳，略微俯身查看传动结构，然后抬头，只问了六个字：“这机床哪来的？”简短一句，声音不高，却让领班师傅心头一震。答复是外购，价格不菲。老人点点头，目光在偌大的车间里转了一圈，似在权衡国产与进口的分界线。后来有人回忆，他轻声提示：关键装备早晚得靠自己。

转到装配区，27岁的组件车间主任迎了上来。口音带着湘潭味，引起了老人兴趣。“家乡人啊？年轻，有股子闯劲！”他拍拍小伙子的肩膀，叮嘱要把书念好，也要把机器摸透。那年，全国多数厂矿开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提拔青年技术骨干已是大势，这一幕恰是缩影。
最热闹的场景发生在零件检验台。几只铜质调谐片整齐排开，每一件都刻着一个小小的汉字——“李”“赵”，还有格外显眼的“毛”。老人拿起那块“毛”字工件，眉峰微挑，似乎觉得有趣。身边技术员连忙解释：每个零件在出库前先刻制工号或姓氏，出问题便能追溯到人；重名的师傅就在旁加个阿拉伯数字。“这办法挺好。”他微笑着把工件放回，“谁的字，就由谁负责。”几句肯定的话，比任何文件更让工人心里敞亮。

短短两个多小时，老人走遍了冲压、绕线、装配、检测四条主线，不时停下脚步提问，又不时侧耳听取回答。陪同人员原以为会有慷慨激昂的总结，他却只是站在车间门口，语气平缓地说：国家在起步，电讯铺网，全靠大家守好一颗钉、一根线。随后，灰车发动，汽笛低鸣，工人们自发鼓起掌来，直到车影拐出厂门口还未停歇。
那一年秋天，厂里首批自研晶体管收发机下线；再往后，南京无线电厂在“八六三”计划前身的技术攻关中初露锋芒。许多人记得，生产记录本上刻姓字的老规矩一直保留了下来，新进学徒照样要在成品背面刻下自己的姓氏——这是承诺，也是压力，更是那个年代独有的荣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