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陈毅因一见钟情追求张茜，张茜却担心自己会不会被人认为是有攀高枝的嫌疑？
1938年初夏，茅山脚下的水西村刚熬过一次日军“扫荡”，炊烟里还夹杂着焦土的味道。新四军一支队把临时司令部设在村外老祠堂，夜里油灯闪烁，墙上挂着一排湿漉漉的步枪，另一头却传来手风琴伴着竹笛的排练声，士兵们打趣道：“枪响之后也得有个曲子压压惊。”
这股子“曲子”来自战地服务团。组团不过三个月，三十多名青年男女便分成戏剧、音乐、美术三组，白天训练枪械，晚上排节目，累了就往稻草上一躺。团长朱克靖到连队做动员时说：“真刀真枪是抗战，舞台上的假刀假枪同样能鼓劲。”那天说罢，他把目光停在一个扎两条麻花辫的姑娘身上——她便是刚刚把自己本名张掌珠改成“张茜”的十六岁师范生。

张茜并非一开始就觉得军装合身。南昌出发时，制服又大又硬，袖口得反折三次。可排演《一年间》时，她举着酒壶扮新娘，台下战士笑得前仰后合，她却突然明白：舞台不是逃避，恰好是另一种冲锋。演出结束，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顺手递上茶水，“小同志，声音不错，可惜场地窄，下一回去前线唱唱？”一句话把姑娘听得脸腾地红了。
陈毅年逾三十，常在地图前熬夜标记交通线，却从不放过文艺活动。有人不解，他回答简短：“兵心要先热。”云岭军部开会时，他专门向朱克靖提议：“让服务团到一线轮流演，每一枪声里塞点鼓点。”朱克靖听得出来司令员话里带着“私货”，却故作无事地点头：“行，文戏武戏一齐上。”
11月下旬，小分队随运输班抵达前沿阵地。山里冬风硬得像刀片，张茜穿的单衣根本挡不住。陈毅把自己的灰呢大衣递过来，随口提醒：“兜里有张地图，别掉。”其实口袋里塞的另一张纸更惹人注意。夜里借着篝火，她抖出那张纸，四行工整的字映入眼帘——“碧叶抽芽未敢昂，春兰含韵自幽芳……”一句一句写得克制却诚恳。

第二天还衣服时，张茜把那张纸叠好塞回兜里，却忍不住问了句：“司令员，这诗写给谁？”陈毅故作平静，却避重就轻：“写给根据地的春天。”语气轻，却把彼此的心事揭了口子。回营帐的路窄，踩着落叶沙沙作响，谁都没再说话，可风比前一晚暖，像是知晓了秘密。
临回云岭前，朱克靖用半开玩笑的口吻替司令员探底：“他年纪大些，你心里介意？”张茜低头搅动茶水，答得很冲：“我怕大家觉得我攀高枝。”林琳在旁边插话：“高不高凭本事，没谁随便能演四凤。”一句调侃化开了拘谨，也让顾虑松动几分。

随后一段时间，两人靠一封封信维系。山路难行，邮差常晚点，一封信翻过两道封锁线得十来天。张茜写排演趣事，偶尔提一句“演员病号多，排练得唱一带二”；陈毅回信里除了作战简报，总少不了几句旧体诗。信末铁钉洞密密麻麻，据说是他深夜捏着手电在行军途中钉的。
1940年元旦，司令部用仅有的白面做了十来个荷包馒头，权当庆祝。黄昏时分，参谋长找来张茜：“组织上批准了，你们的介绍信在这里。”木格窗外雪片飘着，炊烟竖直往上，屋里却闹哄哄，连队吹起口琴，当地大娘借来一床红被面，临时缝了条绶带。两支蜡烛插在糯米饭团上当喜烛，司号手吹完《东风进行曲》，陈毅握住张茜的手，只说一句：“从此并肩。”

婚后不久，一支队投入更为激烈的江南反“扫荡”。行军路上，张茜扛着戏箱跟在火线转移队后，边走边哼行进曲；夜间宿营，陈毅让警卫员支起油灯，把最新改的《苏北新歌》交到她手里。有人感慨：打仗也能成全姻缘。可熟悉内情的战士明白，两个人能走在一起，是因为都把个人的欢喜与抗战大局绑在了一处。
那年春耕时，他们再回茅山，田埂里的春兰冒了新芽。张茜俯身摘下一朵，别在衣襟，她笑说：“诗里写的就是它吧。”陈毅没有回答，只是把目光移向远处的稻田——那一片嫩绿，正像他们共同守护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