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国从前苏联引进了20克珍贵的蛔蒿种子，并把它们分成4份，在专人保护下分别送到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四个国营农场试种。
当时中国刚刚站起来，全国范围内的蛔虫感染率惊人，尤其是在农村孩子身上极端普遍，严重影响健康成长。那一代医务人员和农业专家发现，蛔蒿这种从北极圈附近带来的植物含有能杀灭蛔虫的有效物质，是对付这种“顽疾”的关键原料。
前苏联作为当时最亲密的盟友，在1952年援助中国这20克种子，这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点重量，却在当年被视为“国计民生之重”。
这20克种子被平均分成4份，分别送到呼和浩特、大同、西安和潍坊的国营农场试种。当时考虑的是气候条件和生长环境，北边几个地方纬度更高似乎更像原产地条件。结果却出人意料，只有潍坊这一份在中国的气候土壤条件下成功生根开花。为了保密，当地农场给试种成功的蛔蒿取了个代号，叫“一号除虫菊”。
从潍坊的这块试验田开始，中国人慢慢掌握了蛔蒿的栽培技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全国蛔蒿种植面积一度扩大到数千亩，年产干燥原料达十万多公斤，为国内药厂提供了原料，“宝塔糖”这种既甜又能驱蛔虫的药物逐渐进入千家万户。
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宝塔糖”不仅是药，更是童年记忆。它的出现象征着卫生防疫工作的进步，也象征着中国人民在面对公共卫生难题时的团结与自力更生。无论是从医疗角度还是社会心理角度，它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这个故事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随着国家卫生条件的改善、饮水及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蛔虫病的发生率大幅下降，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宝塔糖”的市场需求锐减。1982年，相关卫生部门逐步将其从推荐用药名单中剔除，这意味着这一“国民神药”退出了历史舞台。
更关键的是，随着现代化学合成药物的发展，中国科研人员成功研发了更高效、更副作用小、生产成本更低的广谱驱虫药物。这类新药比起依赖特定植物原料的传统产品，更适合大规模生产和使用，进一步加速了蛔蒿驱虫药物的淘汰。
必须指出的是，蛔蒿本身并不是中国的本土物种，它耐寒喜光，原产极地及北欧亚地区，种子在中国的试种成功实际上是一段极端环境适应性教育与科技探索的历史见证。虽然后来种植规模一度大增，但因为对原料需求减少和栽培收益下降，蛔蒿在中国的种植逐渐被叫停。
值得从历史视角反思的是，这20克种子背后反映的不仅是对抗寄生虫疾病的战斗，更体现了当时国家在有限条件下开展科技引进、试验与自主创新的努力。那是一个既依赖国际合作、也奋力实现自主突破的时代，这种探索精神贯穿了后来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进入21世纪，蛔虫病在中国已经罕见，大规模驱虫项目也成为历史。世界公共卫生挑战依然存在，但中国的卫生教育、饮水安全、基础医疗体系已经显著提升，使得原来需要依靠植物提取物的时代成为过去。国内生产的高效驱虫药物和完善的预防措施，远比那时的原始手段更可靠、更可持续。
可以这么说，蛔蒿种子和“宝塔糖”的故事是中国走向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一个节点。它既有外援的开始，也有自主科研的突破，还有随着社会进步而自然退场的结局。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科技自立、自主创新和提升国民生活质量，永远是国家发展不变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