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李苦禅给主席写信，说自己生活困难，希望获得帮助。主席就给徐悲鸿写信，让他了解清楚事实，并请他拟出处理意见。

李苦禅那时候叫一个憋屈，堂堂一个国画教授，居然沦落到在学校工会看大门、卖戏票，每月只有十二块钱糊口，寒暑假连这十二块都没了。他生在旧社会的山东高唐县一个穷苦农家，小时候揣着父亲借来的四块大洋只身闯北京，白天听课学画、晚上拉人力车攒学费。这条路走过来，摔摔打打的经历不计其数：齐白石看他拉车时说“你靠自己的劳动吃饭，不丢人”；抗战时期他秘密为地下党筹措经费、掩护同志，日本人抓住他严刑拷打了三个月，他咬碎牙一个字都没往外吐。这样一个把命都豁出去的人，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人”字。当时中央美术学院不少人被一种叫做“民族虚无主义”的糊涂念头牵着鼻子走，把中国写意画直接贴上封建落后的标签，国画系说砍就砍了。李苦禅靠一辈子修炼出来的本事，一夜之间不被承认了，连讲课的机会都不给。

也正是这股子愤懑不平压在胸口憋太久，终于在一个闷热的夏夜，他灌下半斤多白酒，趁着醉意提笔就写。五张宣纸写满还不够，又要来纸接上，用浆糊糊成了一丈多长的一卷。信顺着邮筒投进了中南海，里面写得最扎眼的一句话让后来收到信的邮局主任都愣了片刻：“蒋介石不管我，所以找您来管。”好家伙，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敢在给最高领袖的信里大咧咧把蒋介石三个字写出来的人，放眼整个北京城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他不是不知道轻重，但委屈到了极点，那股山东汉子的耿直劲儿就收不住了。信寄出去酒醒以后，他回过味儿来，吓得魂飞魄散，甚至做好被人带走问话的准备。

历史偏偏就爱给这种紧张时刻递上一个让人松口气的转机。

几天之后，徐悲鸿在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办公室里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南海的信，抬头写着“悲鸿先生”四个字，内容简洁得不能再简洁：“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这封信写得干干净净、不枝不蔓，既没摆领导架子直接下令“你给我复查清楚”，也没有一句多余的表态。但恰恰是这种不动声色的风格里藏着厉害的智慧，他先把核实事实的权力交给院长，请你“考虑示知”，等于给了对方一个尊重。徐悲鸿自己也是个在艺术上求真务实、容不得半点虚假的人，他和李苦禅之间有过交集，1946年就是他亲自把李苦禅聘为北平国立艺专教授的。他心里清楚这位老教授遭遇了什么不公正，但一个书生在那种格局下也难凭一己之力扭转风向。这会好了，最高层的一封询问信到了手里，就成了一块开锁的钥匙。据老人们转述，徐悲鸿接到信后感叹了一句“我正愁找不到突破口”，当晚就召集教务会，把李苦禅的各项问题逐条摆到桌面上来解决。

连带着让人动容的是，没过多久，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亲自登门，推开大雅宝胡同那间破旧小院的门见了李苦禅。进门第一句话说：“李教授，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他很关心你的问题。主席说刚刚建国，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一时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这话说得既晓之以理又暖人心坎，他既没有武断地下结论说你李苦禅受委屈了、我替你做主，也没有因信里写的那句“蒋介石不管我”而大发雷霆。一个曾经在北大红楼当过穷学生，见惯了各色人等、历经残酷斗争走到今天的湖南人，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委屈，更知道在关键问题上怎么办最得体、最不伤人。一个多月以后，李苦禅的教授职务恢复了，工资从十二块涨到六十二块，妻子也被安排了工作。

这个故事之所以到现在还被许多人提起，不光是因为它有一个前后落差巨大的戏剧性结尾，更因为它在那个年代给一大批同样忐忑不安的传统知识分子传递了一个信号，政府在意的是你的真本事，在意的是你有没有说真话的勇气。对徐悲鸿来说，这件事也让他在美术教育改革的路上有了更足的底气，去平衡新旧、中西之间的张力。毛泽东后来多次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于艺术上的问题，不能简单粗暴，要有具体的分析。”放在今天来看，这幅历史小场景里的人和事大概可以提炼出这么几层意思：第一，无论什么社会，尊重专业、尊重真才实学才是长远发展的根基，一个连国画大师都靠边站“看大门”的局面，迟早需要有人喊停。第二，一个真正有心胸有智慧的领导，不是靠威风八面震住所有人，而是能在情绪化的来信里看到问题的本质，并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最懂行的人去拿处置方案，自己退后一步看看怎么办最妥当。第三，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敢于说真话固然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胆魄，但一个健全的社会也应当提供安全、有效的表达通道，让郁闷和委屈有出口、有回响，而不是非要逼着人灌下半斤白酒才敢提笔实话实说。这一纸书信、几行批示，不只是一次个人际遇的改变，更像一束微光，照进了那个时代新旧文化之间许多潜藏的罅隙和裂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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