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反击战期间副主席儿子被调任参谋，他为何坚决不同意这一安排？
1979年2月15日深夜，北京西郊一盏电话灯突亮。值班参谋把听筒递给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另一端的声音直截了当：“让李和平到司令部当参谋，安全稳妥。”屋里停了两秒，只听李德生低声应答：“不用，前线缺的不是笔杆子。”话落便挂线，决绝得让旁人不敢再劝。
电话搁下，屋里依旧昏暗。谁都知道，越南边境炮声就要响，参谋岗位与前沿阵地的生死风险根本不是一个量级。可李德生根本没动摇，因为在他看来，“干部子弟”四个字不该成为护身符。这一念头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数十年家风的自然延续。
时间往前拨二十多年。三年困难时期，他在合肥老家探亲，部队送来两袋大米，母亲悄悄放进米缸。李德生见状，当晚就让警卫把米原封不动抬回去。第二天，全家还是玉米面窝头配野菜。邻居不解，他只说：“大家都这么过，咱不能挑食。”那年冬天，孩子们跟着他到郊外刨土豆，饿得前胸贴后背，却没人敢喊累。平日里，李家几个孩子上学坐公共汽车，零用钱一天三分钱，买包瓜子都得算准分量。

这种从严到俭的日常教育，在李和平身上印得最深。1960年代初，这个身板精壮的小伙子悄悄报名参军，档案送到部队后才报父亲知晓。李德生只回了八个字：“听组织，别给家里添乱。”从战士到班长，再到排长、连长，李和平拿的每一次嘉奖，都是营里公开点名，谁也挑不出“走后门”的刺儿。
1975年，李德生主动请辞中央副主席职务，随即调任沈阳军区。有人觉得惋惜，他却淡然，只说一句：“工作需要，人不能被官位拴住。”正是这种态度，为后来那通夜半电话奠定了基调——无论职务高低，都得先服从战场的需要。

战云密布之际，很多干部子女走上请战名单。李和平也写了报告，要求奔赴广西前沿。军区有心照顾，但李德生坚决不同意开绿灯。他回电总参时只解释一句：“别破例。”部里随后下达命令，李和平随陆军第十二军入桂，任三十六师一零六团副团长。
2月17日拂晓，我军沿边界发起反击。高温、密林、山地，加上敌军埋伏，局面复杂。李和平带着前锋营向某高地猛插，一颗迫击炮弹在身旁爆炸，弹片划破左臂，他扯下一截绑带草草包扎就继续向前。夜幕降临，越军反扑，敌我双方犬牙交错，火光映红山谷。

此时，一零六团已被压进狭窄低地。李和平判断再固守必遭合围，于是命令突击连放弃部分外沿工事，故意露出缺口，将越军诱入。“留三十米空当，别慌。”他在暗夜里低声嘱咐。敌人如潮涌入，他立即呼叫炮兵：“坐标×××，立刻覆盖！”炮弹呼啸而至，震耳欲聋，短短五分钟，阵地腾起黑烟，越军被迫后撤。等清点战果时，双方尸横山坡，李和平头部增加了弹片伤，仍强撑着分配火力点。
战斗结束后，三十六师伤亡不轻，却稳住了防线。军里嘉奖通报写道：李和平表现突出，提拔为副师长，记一等功，并评定一级伤残。师部想立刻把他后送治疗，他却摇头：“弟兄们还在山上，我有手有脚，能动。”直至大部队回撤，他才躺上担架。
这场仗让不少人再次想起李德生夜里那句话。战后总结会上，有人感慨：“若不是他当时坚持，哪有今天的李副师长？”李德生淡淡回答：“换作别人也一样，制度面前，亲情要往后站。”

不少老兵认定，李和平的胆识并非天生，而是被家里那股子“别给组织添麻烦”的规矩点滴打磨出来。日常惯于自己动手，艰苦也见得多，到了枪林弹雨里，心更定，招法也更硬。不得不说，这正是许多老一辈革命者对子女的共同期许——把荣誉建立在本事上，而非父辈的肩膀。
2011年5月8日，李德生在北京病逝，享年96岁。噩耗传来，李和平率部出差在外，轻声收起电话：“继续开会。”简单一句，会议照常进行。会后，他独自坐在窗前，许久未语。房间没有豪华陈设，几张老照片挂在墙上，父子的军装剪影静静对视，似在无声交谈。多年以前的那个夜晚，一盏突兀亮起的电话灯，早已把一名高级将领的家风写进了这支军队的传统，也写进了儿子的血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