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邓华在上海去世，弥留之际他叫来妻子，向她提出人生最后一项请求！

1938年2月的一个夜晚，太行山腹地气温跌破零下十度，窑洞里却传出高亢的《松花江上》。
声源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女党员，她叫李玉芝。战士们跟着哼唱，杨成武掀帘探头，冲身旁的团参谋笑道：“这把嗓子，该让老邓听听。”
老邓是时任团长的邓华。第二天拂晓，他被拉去参加文艺联欢。队伍刚集合，杨成武指着那位女歌者打趣：“人找到了，你自己说话。”邓华憨厚地点头，迎上去，只说了五个字：“唱得，真好。”简单到笨拙，却把李玉芝逗得直笑。

联欢结束，部队要转移，山路难行。半夜休息时，李玉芝把仅有的一块炒面饼塞到邓华手里：“你在前线，多吃点。”他说：“一起分。”她摇头。邓华没再推让，硬是掰下一半留给她。从这一顿简单的宵夜起，两人走进了彼此的生命。
战争不等人。1939年春，八路军总部分批批准前线婚事。没有礼堂，没有礼服，杨成武找来两只铁碗盛小米饭，算作喜宴。有人吹口琴，有人拍掌，李玉芝脸颊通红。新郎第二天就领命出发，手写一句“盼早归”夹在作战地图里，算是新婚书信。
此后数年，他们在硝烟与行军中相互追寻。邓华转战冀东、黑山，参加百团大战；李玉芝转入后方医院，白天包扎夜里守护。前线一个伤兵抬进来，她常会问：“是我们三纵的吗？”若点头，她就额外多守一宿。信件来去艰难，一份电台密码里常挤进一句“老邓安”。

1948年秋，东北解放战争进入拉锯。邓华率兵攻锦州，写信说：“打完这一仗就回去陪一天。”谁知战事紧急，他又随军南下。李玉芝只收到一张沾血的作战图，上面圈着几个红色箭头，旁边潦草三字：“已安全。”她把这张图折成三角，随身藏了三十年。
1949年5月第三野战军攻入上海，邓华作为兵团副司令忙到深夜。城厢路灯昏黄，一位记者问：“新中国马上成立，你最想做什么？”他笑了笑：“想回去听她唱首歌。”这句话旋即被剪掉，记者说太“私人”，可在邓华心里，那个歌声早已与胜利联系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邓华转战朝鲜，任志愿军副司令兼第三兵团司令，奔波在前沿阵地。李玉芝随军医疗队越过鸭绿江，两人依旧聚少离多。一次炮火中，邓华抱着浑身是血的警卫员冲进救护所，看见给战士做手术的正是妻子，他愣了两秒，嘴里却只蹦出一句：“麻药够不够？”

和平到来，他们总算能在北京安家。可1966年风雨骤变，邓华被要求“下放”。那年冬天，他收拾行李，只带走几本军事笔记。临行前告诉妻子：“房子是借党住的，心里别有结。”李玉芝没掉泪，转身把所有勋章合在一只铁盒，埋入院角。
时间来到1980年初春，邓华已是七十高龄，因肺部反复感染住进上海长海医院。病榻旁堆着文件夹，《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几个问题》写了十几稿，修改符号密密麻麻。护士劝他休息，他摆摆手：“再改两行。”
6月的一个午后，他突然示意身边战友去把李玉芝请来。妻子赶到时，他气息已乱，却仍抬手指向桌上那叠稿纸：“你替我收一收，以后有人用得上。”话音微弱，却异常清晰。李玉芝含泪答应。邓华又补了一句，“别走，陪着我。”这是他对战火中伴侣的最后嘱托，也是对共同岁月的眷恋。

1980年7月3日凌晨，上海的天空刚露鱼肚白，监护仪骤然归零。值班医生轻声说：“走了。”李玉芝握着他的手，许久才放下。她随后将那沾满批注的手稿誊清装订，交到军委档案部门，又在家中辟出一隅陈列邓华遗物，铁盒被她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此后多年，她谢绝了多数采访，只在军队院校讲授护理与战地救护经验。有人劝她撰写回忆录，她摆手道：“老邓的文字就在那儿，我来守着就好。”直到1992年，邓华生前未竟的稿件首次对外发表，研究者惊讶于其战略视野，也在扉页上读到署名：邓华，李玉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