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王鲁光陪邓朴方一同探望王树声父亲时，王树声嘱托他们要好好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1971年深秋，北京西郊的枫叶刚泛红，三○一医院病房却始终弥漫着酒精味和安静。
那一年，人们谈论动乱逐渐小声，可伤痛还在蔓延。三○一成了许多重症与伤残青年的临时“大学”，走廊里挤满轮椅与书本，病号服和军装时常撞色。
二十出头的邓朴方推着改装过的木椅，怀里抱着半拆解的收音机。他在技术物理系受的训练没浪费：拧螺丝、焊线路，为同病房的人送去歌声。护士长笑他是“病房里的修理铺”，他只淡淡一句：“手没废，心就不怕冷。”

倒霉事来得猝不及防。1968年春夜，他为逃脱冲击，从四层楼跳下，当场昏迷。救护车晚到，脊椎错位压断神经。错过黄金手术期，双腿再也站不起来。周总理批示送往三○一，专家们拆开脊柱，仍无法彻底修复损伤。
与他一墙之隔的王鲁光住院稍晚。1972年12月26日，他赶往婚纱摄影店途中，电车失控侧翻。第四、五节胸椎碎裂，神经被彻底截断。电视里正播报“向雷锋同志学习”，他却只能睁大眼睛看天花板，连呼救都费劲。
王鲁光出生行伍之家。父亲王树声是开国上将，母亲杨炬在战火里保住了他的小生命，取名“鲁光”，意在“山东之光”。长到十八岁，他考进清华，毕业后在科研所搞航空电子。车祸把前程一剪刀斩断，他让未婚妻退婚：“别陪我坐轮椅一辈子。”

病房里，邓朴方推门而入，塞给他一本《数学物理方法》。一句“咱俩都躺着，不如动动脑子”打破沉闷。两人年纪相仿，聊起稳态方程也聊摇滚乐，轮椅并没有堵住他们的世界。
1973年夏夜，两人被推到另一间病房。床上躺着王树声，食道癌折磨得声音沙哑。“小邓，小王，你们年轻，还能做事。”老将军几乎是用尽全身气力吐出这句话。病房灯泡昏黄，却把这句嘱托镀上了金边。

将军走后，王鲁光整整沉默了三天，随后却让护士把轮椅推到图书馆；邓朴方也把自己折腾进康复训练室。对他们来说，那一声“做事”像补给线，把个人断裂的人生重新缝起。
1977年春，邓朴方带着钢板和拐杖出院。当年秋天，他再度摔伤，转赴加拿大接受椎体移植。国外的康复医院宽敞敞亮，每张病床后都有图书角、训练器材，残疾人并不被视为病人，而是“行走不便的公民”。这番见闻在他心里扎根。
1983年3月15日，北京东四一处旧楼里挤进几十张轮椅，“中国残疾人康复中心筹备小组”挂牌。隔墙而立的黑板上写着第一条议事：筹款建综合康复楼。第二年，邓朴方与王鲁光共同发起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呼吁社会捐助，很快汇聚到数百万元。

1988年，残联成立，全国城乡陆续设立基层组织，脊髓损伤者不仅能做康复，还能学电算、做翻译、开网店。1990年末，《残疾人保障法》公布，康复医疗、教育就业、无障碍建设有了法律抓手。
不少人问，若没有那次车祸、那次坠楼，若没有将军临终那句话，会不会一切都不同？答案没人知道。但可以肯定一点：在那间被消毒水熏得发白的病房里，两台方方正正的轮椅悄悄对视，轱辘静止，却开始推动一部社会机器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