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7年，雍正爷在舆图前沉思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把遵义从四川“掰”下来，塞进贵州的口袋。
那时候的遵义，身份相当显眼。它像一把匕首，硬生生地扎在贵州的腹地。四川的知府想去遵义巡视，马跑断腿也得走500公里；可贵阳的官员抬头一看，遵义就在100多公里外，走着路都能把公文送了。
当时的四川实在是太“肥”了，地盘大到朝廷坐不稳。雍正心里有个算盘：四川太强势，必须得削。
再加上那时候的贵州，日子过得紧巴巴，地瘠民贫，年年张嘴管朝廷要救济粮。反观遵义，那是个实打实的“粮仓”。雍正朱笔一落，这事儿就成了——把遵义划给贵州。
这不单是换个招牌的事。
以前川黔边境犬牙交错，今天这儿闹土匪，明天那儿吵地皮，四川管不到，贵州不敢管。改隶之后，遵义成了贵州的北门，两省的界线终于扯得清爽了。
播州土司留下来的那些老账，也因为这一笔，被彻底关进了历史的抽屉。
四川虽然丢了块“心头肉”，但贵州总算有了顿饱饭吃。这场跨越三百年的“行政手术”，直接改写了西南的格局。
有人说这是为了平衡势力，也有人说这是为了民生。你觉得，这种“劫富济贫”的划法，到底是谁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