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群犹太女人被带到帕茹斯特森林，正当她们将要被处决时，立陶宛民兵成员却强迫她们脱掉衣裤，迫使她们在临刑前还要遭到羞辱。这段历史，如同一道深邃而痛苦的伤痕，刻印在时间的画卷上，让人不忍直视，却又无法回避。

帕茹斯特森林的屠杀不是一场失控的暴行，背后有一套从上到下精密运转的机器。机器的核心操控者叫卡尔·耶格尔，1941年出任纳粹德国第三突击队指挥官，全权负责立陶宛境内的"种族清除"行动。

耶格尔手下的德国士兵只有百余名，要覆盖整个立陶宛的农村地带根本不够用。1941年7月，他为此专门组建了哈曼机动突击队，由党卫军中尉约阿希姆·哈曼统率，当时哈曼只有28岁。

整支部队结构极为精简：核心德国人只有八到十名，其余全是招募来的立陶宛本地武装。这支队伍没有固定驻地，专门在农村穿梭，哪里的犹太人已经被当地辅助警察集中起来，哈曼就带人去哪里收尾。

受害者通常要被驱赶着步行四五公里才到行刑地点，到了之后被命令脱去衣物，推向壕沟，财物由行刑者当场瓜分。

耶格尔在1941年12月1日的书面报告里写得很清楚：没有哈曼中尉与立陶宛辅助部队的配合，灭绝行动根本不可能推进至此。这份文件目前存于相关历史档案，记录了立陶宛境内多处集体屠杀，登记在案的死亡人数超过13万。

耶格尔本人也常亲赴现场巡视，将遇难人数、性别分类逐条记入报告，精确到每一次行动的日期和地点。

这种对数字的执着与对人命的彻底漠视，在同一份报告里并存着，令后世阅读者无不心悸。

帕内韦日斯的枪声未停，考纳斯城内另一场行动已进入倒计时。

1941年10月25日，党卫军中士赫尔穆特·劳卡以书面通知要求全体考纳斯犹太人于10月28日清晨六时在民主广场集合，不到场者当场击毙。这三天里，维利亚姆波莱隔离区的气氛压抑至极，没有人知道集合之后等待自已的是什么。

10月28日清晨，约两万七千人按时出现在广场上，与此同时，立陶宛武装人员在隔离区内逐户搜查，将躲藏者一一揪出。劳卡手持马鞭，在队列中逐家走过去，挥鞭方向决定每家人的去留。

被驱向左侧的共有9200人，以老人、体弱者和大家庭为主。

幸存者亚历克斯·费特尔逊后来回忆，广场上所有人都清楚被分到哪侧意味着什么，但没有一个人敢开口，甚至没有人敢哭出声来。

大屠杀幸存者埃利·维塞尔曾说，冷漠从来都站在施暴者那一边，而非受害者。

1941年10月29日，被遴选出的9200人被武装押至考纳斯郊外的第九号堡垒，被命令脱去外衣，以家庭为单位推入壕沟，随即遭到枪击。

行刑现场特意启动了没有消音器的拖拉机，轰鸣声压过哭喊，一直没有停过。

那一天的遇难者共计9200人：男性2007人，女性2920人，儿童4273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被推入壕沟时仍有气息。

几乎在同一时段，安塔纳斯·伊姆普列维丘斯正带着第12立陶宛警察营穿越国境，开赴白俄罗斯。该营23名军官和464名士兵于1941年10月6日抵达明斯克地区，两天后便在杜科尔镇枪杀了617名犹太人。

10月14日，又在斯米洛维奇镇杀害1300人。幸存者摩西·戈雷利克后来描述，带篷卡车开进镇子，几分钟内整个隔离区就被团团围住，居民被从家中驱赶出来，像牲口一样被赶往处决地点。

10月27日至28日，伊姆普列维丘斯亲自下令清空斯卢茨克隔离区，士兵把人从屋里强拖出来，棍棒和橡皮管打完，押往戈列瓦哈的壕沟边，受害者被强制脱光衣物，二十五人一组叠压着已死者被枪杀。

遇难人数至少5000，据事后记录，当壕沟被填土掩埋时，里面仍有人有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