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我刚刚20岁，一列从上海开往重庆的慢车，缓缓停在嘉兴站，这趟车载着的大多数都是在上海，浙江打工的四川人。

时至农历六月，天热得发了狂，黑压压的人头像翻滚的潮水一样向车上涌去。

尿素口袋，帆布包仿佛在诉说着底层人民的苦辣酸甜，要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背井离乡呢？

我手里拽着一张站票，背着帆布袋，费力挤上了车，过道上，洗手池已堆满了人，车厢里传来熟悉的乡音，我心头一热。

我挤过去，在一过道里坐下，小吃车，餐车一轮接一轮地推过来，每来一次，我就要挪一下我的帆布袋，我已没地可去了，每个角落都是人，黑压压的人头把过道堵得水泄不通，想上厕所比登天还难，连厕所里面都被他们占了，躲在里面把门关了，任凭别人怎么敲门，就是不开。

不是春运都拥挤不堪，想象一下春运该是怎样一个场景。

此次返乡，有老母亲在家需要人照顾的，有在上海找不到工作的，有干了活拿不到工钱的，而我是在异地他乡生病了。

在浙江织布，每个月才300元，干了几个月就病了，除去检查费，药费，我口袋里所剩无几了。

餐车推过来，饭菜的香气溢过来，我望了望，又把头埋下来装睡。

慢车像老牛一样缓缓徐驶，早着呢，到终点站重庆要四十几个小时呢。

车厢闷得像蒸笼，一些人受不了了。

一个约莫三十几岁的青年男子竟躺那里一动不动了，他中暑了吗？他是谁家盼归的儿郎？又是谁要依靠的父亲？

一位中年妇女从那头车厢挤过来，边挤边哭，救救我呀！我难受呀！

看着这一幕幕，我不由得惊恐起来，此次返乡，我是一个人呀，我还生着病呢，万一……，我越想越怕，越怕越难受，似乎呼吸都有点急促了。

我拼尽全力跑到医务室想拿点药，里面的人冷冷地甩来两个字“没有”！

“我能在你这里坐坐吗，我有点难受”！

对方却大声呵斥:滚！

我又回到了那又闷又热的车厢，无奈地把头埋起来，听天由命了。

往往最善良的还是我们底层的劳动人民。

一位约莫四十左右的大姐看到我坐在那里不说话，好像不舒服的样子。

她问旁边的人我怎么了，旁边的人说她是你们广安老乡，可能生病了。

大姐挤过来说:妹儿，前面车厢松得很，你怎么不挤过去？

“我没力气了”我小声回答。

“走！我带你挤过去”！

大姐把我的包包背起，牵着我挤到了前面的车厢。

她又央求那个有座位的，能不能让我挨着他挤一挤，他衣着光鲜，瞥了我一眼，嘴角一哼，却纹丝不动。

我又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我掏出了一个梨狠咬了一口，那是我上车时老乡送给我赶车吃的，一定要吃饱才撑得住，果汁的香甜伴着心里的酸苦，顺着喉咙滑进我的肚里。

生平第一次体验身处绝境的感觉，生病了，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火车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再也见不到我家乡的亲人了，我才二十岁呀，我甚至这样想过:万一我发生了不测，别人会把我抛到荒效野外，到时我父母怎么找得到我呀。

回想起那时我为啥会有那样的想法呢？

火车依旧像老牛一样缓缓徐驶，终于有人大喊了一声:下一站就是重庆了。

听说要到重庆了，我一下就精神了，我抬起头来望向窗处，我长舒了一口气，心里总算踏实了。

火车依旧前行，窗外拂来故乡的气息，终于要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