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在北京刑场边的老槐树下，60岁的吴晗被捆在树上，可围观的人群里，有他教过的学生、共事过的同事。

1934年，那时的吴晗还在清华园里埋头钻研明史，朋友托他照顾一位病重的女同学。袁震出身湖北老河口，曾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才学出众，却在即将毕业时染上肺病，后又发展成骨结核，几乎卧床不起。

吴晗第一次去探望，病床太高，他只能站着说话，一站便是两三个小时。袁震起初冷淡推拒，直言自己无药可救、更不可能生育，话里话外是劝他别耽误自己。

吴晗没走，还来得更勤了。

他后来对袁震说的那句话简单直接："我对你的感情，至死不渝。"

吴晗的老母亲急得要跪下来求他回头，吴晗只说了一句："她愿意结婚，我就娶她；她不愿意，我就照顾她一辈子。"

1939年10月，两人终于成婚。婚后，袁震放弃了自己的学术方向，专心做吴晗的助手。

吴晗后来承认，他的每篇文章里都有袁震的心血。也正是袁震，在1943年前后将吴晗引荐给了董必武，让吴晗开始接触并参与共产党的事业。

吴晗花了二十多年心血写的《朱元璋传》，袁震几乎全程参与。这部书从1943年的初稿算起，前后四易其稿，直到1965年才由三联书店出版定本。

初稿题名《由僧钵到皇权》，写于西南联大时期，对朱元璋的猜忌残暴着墨颇多。1948年修订后，书稿带进了解放区，毛泽东看过后提出意见，大意是朱元璋出身农民起义，应当写得好一点。

这让吴晗陷入了一个学者最难处理的处境。

历史的真实与外部期待之间，怎么取舍。他几次修改，但始终没有把那个嗜杀的朱元璋彻底美化掉。这份执拗，在后来成了攻击他的把柄之一。

1961年，吴晗以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与《北京日报》副总编辑邓拓、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开辟了一个叫《三家村札记》的杂文专栏。

三人各取笔名一字，合署笔名"吴南星"：吴晗出"吴"，邓拓笔名"马南邨"出"南"，廖沫沙笔名"繁星"出"星"。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专栏共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谈历史、论时事，偶尔对当时的不良风气有所批评，在读者中颇受欢迎。

没有人料到，这个专栏后来会成为一根引线。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刊发了姚文元撰写的批判文章，矛头直指吴晗早在五十年代末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指其为"为被罢官的人翻案"，是反党之作。

文章一出，批判迅速蔓延。到了1966年5月，姚文元再度出手，在上海《解放日报》发文，将《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一并打倒，称其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党进攻"。

批判浪潮滚来的时候，吴晗被撤销全部职务，随即遭到隔离审查。袁震拒绝了组织安排的单独隐居，说的是不求同生，只求同死。1968年，吴晗被捕入狱。

1969年3月，袁震在迫害中离世。

而那年秋天，站在北京那棵老槐树下的吴晗，已是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围观人群里认识吴晗的那些面孔，在这一刻意味着什么，恐怕只有在场的人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