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吴自良43岁被秘密召进北京，领到一张纸条：“去上海，找一间没挂牌的工厂，造一种‘看不见的零件’它不发光、不导电、不发声，但少了它，原子弹就永远点不着火！”

那年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卷铺盖走人，临走前把图纸烧得干干净净，连个渣都没剩。

中国自己的原子弹计划眼看要搁浅。

问题全都卡在那个“点火开关”上，铀-235的分离。

天然铀矿里，能爆炸的铀-235只占0.7%，剩下99.3%都是没用的铀-238。

要把那一点点“真家伙”筛出来，浓缩到90%以上，就得靠一种叫“甲种分离膜”的东西。

这玩意儿像个超级滤网，孔比头发丝细一万倍，还得耐高温、抗腐蚀。

全世界只有美国、英国和苏联能造，技术却始终捂得严严实实。

吴自良就是这时候被调去的。

他1917年出生在浙江浦江，留美博士，在美国那会儿可是拿着高薪、开着洋车的教授。

1950年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二话不说，冲破阻挠跑回来了。

回来后住几平米的仓库阁楼，没多久他到了上海岳阳路320号的冶金所，领到的任务代号叫“502”。

办公室在二楼角落，就一张桌子、一部拨盘电话。

工作手册上印着“甲种分离膜研制”七个字。

所长刘伟给他的资料，就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十几张苏联人留下的残页和几张模糊照片。

照片上那种蜂窝状结构，孔径要求控制在纳米级，误差不能超过头发丝的百分之一。

刘所长把袋子往桌上一放，只说了一句：“就这些，别的靠你们自己。”

团队凑了不到十五个人，从北京调来两个学粉末冶金的，从上海交大抽了三个讲师，加上所里七八个老师傅。

第一次开会是在仓库改的实验室里，吴自良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示意图，说要在一个指甲盖大的面积上，钻出上亿个同样大小的孔，还得保证所有孔都朝一个方向。

底下有个年轻小伙子小声嘀咕：“这哪是做零件，这是变戏法。”

戏法得靠死磕。

没有设备，他们把旧车床拆了改装。

没有测量仪器，就土法上马，把样品泡在水里，看气泡冒得均不均匀。

最头疼的是粉末配方，几十种金属粉末，差一克就全废。

吴自良有个黑皮本，密密麻麻记满数据，哪天加的料、炉温多少、压了几遍。

而失败也是家常便饭。

前半年烧出来的样品，要么孔堵死了，要么脆得像饼干，手一捏就碎。

1961年7月最热那天，第127号样品又废了。

负责压制的小张把模具往水池里一扔，蹲在地上不吭声。

吴自良捡起那块废片，对着光看了半天，说了句：“温度降两度，再试。”

小张抬起头问：“吴主任，咱们试了多少次了？”

吴自良把废片扔进回收桶说：“记不清了，大概再试一百次，就差不多了。”

这话不是安慰。

他晚上回宿舍，总要把当天的数据重算一遍。

妻子从杭州来信问他在忙啥，他回信只写“做过滤片”，多一字不敢写。

转机出现在1962年秋天。

第309号样品的检测数据突然接近指标，吴自良拿着报告单，跑到物理测试组，盯着人家重新测了三遍。

数据摆在那儿，孔隙率、均匀度、抗压强度，全达标了。

测试组的老王摘下眼镜擦了擦，说：“老吴，这个好像成了。”

吴自良没笑，他知道“好像”不行。

要批量生产，得保证每一片都这样。

他把工艺流程拆成十七个环节，每个环节定人、定机、定料。

1963年春天，第一批十二片合格产品送北京检测。

结果出来那天，刘所长把电话打到实验室，只说了一句：“继续生产，不要停。”

吴自良听懂了。

他转身对屋里的人喊：“今晚加班，把第二批弄出来。”

没人问为什么，所有人都清楚，新疆罗布泊那边，试验场已经平整完毕，就等着核心部件到位。

后来就是历史了。

1964年10月16日，广播里传出原子弹爆炸的消息。

吴自良还在实验室，小张冲进来大喊：“响了！真的响了！”

他点点头，继续记录当天的实验数据。

冶金所后来给项目记集体一等功，奖状挂在走廊里。

他六十五岁生日时，有记者想采访，他只说了句：“就是个零件，做得细了点。”

现在回头看，吴自良那代人真不容易。

没芯片，没超级计算机，连本像样的参考书都找不着，硬是用算盘打出了原子弹的“点火开关”。

他们怕不怕？吴自良后来被问到这个问题，想了想说：“怕啊，怕让那几个人失望。”

哪几个？他没说。

可能是等在罗布泊的同事们，也可能是更多数不过来的人。

这股劲儿，到现在都没过时。

最近某些国家又在限制技术出口，从芯片到特殊材料，清单列得老长。

历史打了个转，还是老样子，你想要的核心技术，别人不会给，给也给了，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磨出来。

而吴自良磨出来的不只是分离膜，更是一种底气，只要这口气在，就没有造不出来的东西。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吴自良:行慢走稳,才是科学
浦江县人民政府——浦江百年人物系列(11)吴自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