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老年农民养老问题持续受到社会关注。然而，一些声音坚决否定建国初期的“以农养工”历史，质疑其存在的可能性，有人甚至叫嚣“用数据说话，没有数据都是胡说八道”。事实上，这段历史并不遥远，许多亲历者至今仍健在。为了更清晰的呈现这段历史，我提供了2张数据表格，一是建国初期的人口统计表，二是建国初期的粮食出口统计表。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民数量在建国初仍占总人口的9成。那时的工业有啥?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如火柴、铁钉等都需要进口，老百姓分别唤做“洋火”“洋钉”。工业化要发展，不能对外略夺，又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内部资源调剂，于是农民（农业）就成为了目标。城市每年增加的成百上千万人口的口粮，出口创汇的农产品（粮食、大豆、猪肉等），都是来自农民，农业税比例相当高，甚至达到惊人的39.84％。
知识分子梁漱溟曾对此表示担忧，称“农民太苦了，在九地之下”。对此，毛主席用“大仁政”与“小仁政”的关系回应梁漱溟，强调发展工业建设是施仁政，是“大仁政”，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人民当前的利益是“小仁政”，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因此，为了大仁政就要牺牲一下小仁政。毛主席指出“要建设，就要资金”，“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否则“重工业建设别干了”，这样就要“毁灭中国的工业”。
一些人认为“农民种了国家的地，交粮是天经地义的事”，不承认“低价粮”的事实。实际上，农民除了交公粮、统购粮、订购粮外，还有三提五统、战备粮、拥军粮等负担，我之前文章也写过一些，但装睡的人是无法唤醒的。这里摘抄一段历史：1960年12月30日，毛主席召开会议时明确地说:“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进行过一项统计，结果显示：“自建国60年来，城市从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获得的总积累竟达17.3万亿元”。那些声称“建国70年期间，农业税只有4200亿元”的人，实际上只看到了整个情况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