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国投掷第一颗实战氢弹，然而，当飞行员杨国祥按下投掷按钮时，氢弹竟然没有动静！紧急关头，领导下令：弃机跳伞，然而杨国祥一个举动，竟然挽救了我国几十亿的损失......
1971年12月壁深处的机场被寒风刮得像铁板一样冷，所有人的神经却比跑道还烫。杨国祥走向座机时，心里很清楚，这不是一次普通试飞，而是共和国国防能力的一次硬碰硬检验。
为了这一投，他此前反复训练航线、角度、速度和脱离动作，连爆区上空哪一层气流最刁钻，他都记在脑子里。机轮离地后，真正的压力才压到胸口。
载着实弹的飞机，手感和平时完全不同，杆量、配平、速度变化都更沉更钝。杨国祥按预定动作拉起机头，修正姿态，进入投弹航线，耳机里不断传来地面的校核口令。
可就在所有流程严丝合缝推进时，按钮按下去，机身竟毫无减重反应，那一刻，座舱里的安静比巨响更让人发冷。第一次失败，还能告诉自己是偶然；第二次启用应急装置，仍旧没有任何反应，危险的味道就出来了。
因为对一名试飞员而言，最可怕的从来不是看得见的爆炸，而是系统失灵后的不确定性：炸弹还挂在腹下，油量却在一点点往下掉，继续盘旋，等于拿命和时间对赌；贸然返航，又等于把更大的风险带回地面。这时指挥系统作出最符合常理的命令：弃机跳伞。
这个决定并不软弱，恰恰是把飞行员生命放在第一位的冷静判断。可杨国祥没有立刻执行，因为他比谁都明白，人在空中跳出去了，飞机就成了失控的铁块，带着氢弹砸向哪里、会不会冲击损伤、会不会波及地面，谁也无法保证。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不是舍不得一架飞机，而是不愿把不可控的灾难留给别人。于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出现了：他请求带弹着陆。
要知道，带着未投出的核装置返场，不只是技术动作难，心理压力更是常人难以承受。跑道越来越近，地面人员的心几乎悬到了嗓子眼，而杨国祥必须把每一次修正都压到最细，把接地冲击控制到最低。
最终，飞机稳稳落地，没有失控，没有起火，也没有出现更大的次生危险，这一下，等于把几十亿级别的装备和无法估量的后果一起拽了回来。事后检查，问题竟是电路短路。
毛病不大，代价却可能大得惊人，这正说明大国工程最怕的不是不会干，而是任何一个小环节失守。
1972年1月7日，经过排故改进后，杨国祥再次升空，氢弹准确落入预定区域，蘑菇云升起的那一刻，许多人记住的是成功本身，但更值得记住的，其实是上一次失败里那份硬功夫和硬胆气。
很多历史之所以动人，不在于它没有险情，而在于总有人在险情面前，替国家把最难的一步走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