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长期旅居美国的特务头子毛森，在生命垂危之时，向他的儿子吐露了心声：渴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到祖国，回到那遥远的家乡再看一眼。
毛森不是那种只会喊口号的人，他真正可怕之处，在于懂得逢迎，更懂得执行，手一旦沾上这类职业习气，残忍就会被包装成忠诚，狠辣也会被说成“能干”。
抗战时期，军统一面打着情报战的旗号活动，一面又把相当多精力用在监控、搜捕和清除异己上。毛森在杭州、沪杭一带逐步坐大，越往后越像一把磨快的刀，专门冲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爱国力量劈下去，留下的不是功劳，而是恶名。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大势已去，许多人已经在为退路盘算，毛森却还在追随汤恩伯系统四处抓人。越是在旧秩序坍塌前夜，这类人下手往往越重，因为他们明白，一旦天亮，许多账就要重新算，正因如此，他后来害怕，也并不冤。
1949年前后，上海和东南沿海局势急转直下，毛森一路仓皇出逃，从大陆到台湾，再由台湾转香港，最后寄居美国，看似保住了性命，其实已失去根基。特务系统在乱世里像毒藤，依附强权疯长，可一旦旧树倒下，最先被甩出去的，也正是这些见不得光的人。
到了台湾以后，他并未真正进入核心，后来又屡遭排斥。一个靠阴影活着的人，最怕的从来不是敌人，而是主子不再需要自己；这比失败更冷，也比流亡更伤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大陆局势稳定，社会建设日益展开，许多漂泊海外的旧人开始重新打量中国。毛森给家乡写信，说出“共产党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这样的话，未必全是顿悟，更像是迟来的承认：他终于看见，自己曾拼命对抗的，恰恰是一个更有生命力的新国家。
所以，1992年那次返乡，真正打动人的不是“浪子回头”，更不是一句轻飘飘的乡愁，而是历史的反差。这个曾制造恐惧的人，最后竟要低声询问故土是否还愿接纳自己；这不是荣耀归来，而是一个旧时代打手在余生尽头，对历史和人心作出的沉默认输。
毛森能回到大陆，首先说明的不是他个人多么值得原谅，而是新中国已经强大到不必靠拒绝一个垂暮老人来证明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