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吃空额呢？

即假如一个连实有100人的话，连长可能会造出一个120人的花名册来上报领取军饷，这多出来的20人的饷，或留作公用，或装入私囊，便全凭连长的个人品德自行支配，多出来的军粮、军装、枪械等等，也可以用来卖钱，充公或者济私同样由连长支配。这便是吃空额。120人的饷，养100个兵可以吃20个空额，而若养80个兵则可吃40个空额，缺额越多带兵官捞的也就越多，国军军官都会算这笔账，希望它空缺而不想补齐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各连报上来的名册到营这一级汇总起来是500人的话，那么营长又可能向团里报600人，这样他又可以吃100人的空额。到了团这一级、师这一级……依此类推，官越大吃的空额越多。

以1941年的暂编第5师为例，该师由各团报上来汇总后的官兵员额仅有3千多人，但向上报的却是7千多人，其空额占了一半还多。而这由各团报上来的3千多人中，又有多少是团长虚报的空额，又有多少是营长、连长打的埋伏，师长也未必清楚。这个师到底有多少人，怕只有天知道了。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前，该师师长被调离时，光是靠吃空额冒领而又没来得及变现的军米一项，便多达几十万斤。

严重的问题是，这样的现象在国军中却并非个别，并非只存在于杂牌军中。就以前身系委员长卫队的三个师为例，按戴笠1943年7月17日给蒋写的密报：

“今年二月间，何总长由印度过昆明，召集在滇中央各军师长会议时，各师长报告，皆称各该师现有战斗士兵八九千人”，但实际上“士兵缺额均甚巨大，如三十六师现在腾北一带游击，实数仅约四千人；八十八师现任怒江西面防务，实数仅约四千五百人；八十七师现任怒江正面防务，其战斗士兵有五千人，尚较其他各师为多。”

曾任武汉大学校长、国府教育部长和宣传部长的王世杰在1941年8月8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武汉大学学生王道胜新自晋南返渝。据云整军工作为目前急要之图。各师兵员无一足额者，而且多数不足法定半额。但中央饷款均照足额发给，故师长、旅长、团长无人不中饱；甚至一师长而每月能中饱饷项达五、六万元。彼等之法定待遇诚然不厚（中将师长之薪饷及公费约六百元，薪饷仅二百四十元），然中饱之饷则每每为法定收入之数十倍！此一现象甚可虑。”

蒋委员长当然也知道他手下这些伎俩，其早在1941年12月就曾说道：

“各级层层蒙蔽，至有一师之中缺额至3000人以上者亦相率视为故常。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时不能作半师之用……”

抗战到了后期，除驻印军外，国军各单位吃空额已经是积重难返，到了谁不吃谁就难以立足的地步。时任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在1944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独立工兵第二团团长干戢来寓……谈滇中情形，颇以带兵为畏，盖做生意、吃空额已成普遍习惯，排长以上皆富，惟士兵特苦，与同流合污，不知何日犯罪，不与同流合污，则作事处处受其牵掣，拟见委座后，即辞去此职云云。”

因层层吃空，表面看上去，国军序列齐整，将校如云，实际战力与编制已经极不符合，有些部队的缺额率甚至达到七八成以上。1944年12月15日，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就曾说道：

“滇西反攻伊始，所属各部缺额，约十万有奇……现实作为战斗部队，各师战斗兵多则千余，少至数百。”

瞧见没有，一个万人编制的师，兵员实力“多则千余，少至数百”，我也真服了。


像这样的军队，枪不如人，炮不如人，人不如人，又因当官的吃空自肥败坏了军心士气，使斗志更不如人，当然是十个师也打不过日军一个师团了。

国军战斗力的低下，还远不仅仅是枪炮与兵员实力上的原因，不然就不好解释内战爆发后对共军作战的屡屡败北了。就以1947年初发动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为例——

东线山东战场，是装备精良的60个旅败给共军装备不精良的30个旅；

西线陕西战场，是装备同样精良的25万兵马败给共军装备寙劣的2.6万人枪。

几个月的重点进攻下来，国军整师整旅的被全歼，少将中将被俘一大堆，可你能否找出国军全歼共军一个营的例子，能否找出共军可有旅团级干部当俘虏的。

关乎战斗力强弱的因素很多很多，这不是简单几句能说清楚的，碍于篇幅与个人水平，不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