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章士钊纳青楼女子奚翠贞为二夫人，俩人同居5年后，原配妻子愤怒地找他索要说法，他竟说：我们可以一起生活。
这个女子受过新式教育，少年出洋，能在留学生圈中侃侃而谈，也曾追随革命风潮，与秋瑾、孙中山身边人物来往。
那样的吴弱男，像一束亮光，照见了章士钊心里对“新女性”的全部想象。两人的结合，起初很像那个时代最体面的爱情样本：自由恋爱，同志相惜，婚后生儿育女，门内是烟火日常，门外是时局风云。
可问题也偏偏从这里生出来。革命可以谈平等，婚姻却要落到米盐账本、孩子哭闹和男人深夜回不回家上。
热烈过去后，敬重还在，心却先一步松动了。到了上海，章士钊出入的已不是单纯文人圈，而是政界、报界、帮会交错的名利场。
黄金荣设宴引见奚翠贞，不只是送来一个美人，更像送来一种旧式男子最熟悉的安慰：不必讲理想，不必讲抱负，只需被温柔包围。奚翠贞出身风月场，懂进退，会察言观色，这恰恰补上了吴弱男在家务与育儿缝隙中无暇提供的那部分情绪抚慰。
章士钊真正失算的，不是外面有人，而是他一边享受新文化带来的名望，一边又把旧时代男子纳妾的便利，理直气壮地留给了自己。他把奚翠贞藏在外面，先是偷着来，后来索性公开同住。
等风声传到吴弱男耳里，她去要一个说法，得到的却不是悔意，而是那句近乎冷酷的安排：我们可以一起生活。这句话之所以刺人，不在荒唐，而在轻慢。
吴弱男不是没见过旧礼教，她恰恰是因为见过，才更无法接受。她陪他走过理想最热的时候，替他操持家庭，生养孩子，到头来却被要求和另一个女人“共存”。
在章士钊那里，婚姻像可以分层安放；在吴弱男那里，婚姻却仍是不可切割的尊严。两个人争的，表面是一个男人，深处却是两种时代逻辑。
此后数年，家已不像家，更像一间长期失火却没人肯先退场的屋子。吴弱男最终带着孩子离开，远走欧洲，把这段婚姻从同床异梦拖成事实分居。
章士钊并非完全无情，他会难过，会惋惜，可他的难过从来没有转化成真正的取舍。再往后看，奚翠贞也没有成为故事里的“赢家”。
她陪伴多年，无儿无女，后来靠收养孩子维系家庭位置；而章士钊日后又有新妾，新人与旧人照样生怨。于是这桩旧闻最值得咂摸的地方，并不是谁更痴情，谁更负心，而是它把民国名士身上的裂缝照得很亮：他们口头上拥抱新世界，身体和习性却还牢牢站在旧秩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