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罗瑞卿想前往天安门吊唁毛主席，谭政听说后为何表示自己就不去了呢？
1966年11月，北京已进入凛冽初冬，罗瑞卿在一次意外跌伤中折断了腿骨，手术后被送往总医院特护病房。那时他反复嘀咕一句话：“等我能站起来，还要去向主席报平安。”医护人员只当老人家意志顽强，却未料这句自白会牵出十年后的执念。
疗养地点随后转到福建崇武海边。海风咸湿，伤口常隐隐作痛，医生建议多休息，罗瑞卿却定下每日训练计划：早晨拄拐两百米，午后做被动拉伸，夜里书写恢复记录。他把康复当成任务，甚至把拐杖昵称为“冲锋枪”，身边警卫听了直摇头：“首长，这可是医院，不是战场。”罗瑞卿只是笑笑。

1976年9月9日凌晨，福州军区离休大院的广播传来噩耗，毛主席逝世。罗瑞卿握着收音机沉默了半小时，然后让卫士把旧军装、轮椅一并备好。“我要去北京，”他的声音低沉却笃定，“迟一天都不行。”医生提醒九月南北温差大，乘机压舱气流颠簸厉害，可他说：“皮肉疼，不碍事。”
同一天，长沙的谭政刚做完例行体检，得知罗瑞卿要北上，立刻与中央办公厅联系交通。车队只够安排一辆高级越野，座位紧张，加轮椅显得更拥堵。谭政权衡再三，拨通了电话：“罗兄，你去，我就不挤那辆车，我身体还行，缓一天再走。”这句看似推让的话，其实是想给战友腾出空间。电话那头静了两秒，罗瑞卿轻声回答：“不，你得一起去，主席在那儿等我们。”
有意思的是，谭政放下话筒，马上跑去找陈再道商量。三位老战友很快商定多要一辆车，理由很简单：把风险分开，谁也不能掉队。办公厅最终批复：两台吉普，一台装轮椅和随行医护，一台搭其余人员。谭政没把幕后奔走告诉罗瑞卿，只留下一句“手续都办好了，咱们路上见”，既照顾了面子，也保证行程安全。

9月16日清晨，南苑机场薄雾未散，两辆军牌吉普一前一后驶出跑道。罗瑞卿坚持坐在副驾，他说视线要开阔些，好提前看一眼长安街。当车队穿过复兴门，天色灰沉，街两旁黑纱挽幛随风拍打车窗，车厢内却异常安静。谭政偶尔侧身递水，陈再道轻声提醒“路面颠，握住扶手”，三个人都尽量压低呼吸，好像怕惊动什么。
进天安门地区需步行，罗瑞卿让警卫把轮椅停在东华门外。他扶着拐杖一步一步往前挪，鞋跟敲击青石的声响清晰可闻。王定国恰好从侧门进来，一见他便轻声招呼：“罗总长，慢一点，别逞强。”罗瑞卿摆摆手：“这点距离，我扛得住。”短短几十米，他足足走了七分钟，汗水浸透了军装肩章。

灵堂肃穆，松柏环绕。罗瑞卿在灵柩前停下，挺直上身，右手缓缓抬到帽檐——这是他十年磨炼只为完成的一个军礼。人在轮椅旁，心却站得笔直。礼毕，他把手放下，长出一口气，像交完一份迟到却接纳的答卷。谭政随后上前，只在耳旁低声说了句：“咱们都到了。”便再无多言。
追悼仪式结束后，中央统战部安排老同志直接返住地休整。医务组检查发现罗瑞卿的膝关节有轻度渗血，建议卧床观察。他却淡淡回应：“别紧张，我这条腿就是干革命用的，疼点正常。”谭政苦笑着摇头，仍旧嘱托护工全天候看护，自己则守在门口，谁劝也不肯离开。

不得不说，1976年那场送别，让身体的脆弱与意志的强硬同时呈现。罗瑞卿用一步一拐的身影，让人明白身体并非政治的累赘，而是情感的载体；谭政用“我不去”与“我陪同”之间的转身，展示了组织纪律与兄弟情义可以握手言和。那天过后，他们很少再聊起细节，但走廊里常能听见谭政与陈再道低声商量：“老罗这腿，你盯着点。”
时间推到翌年春，罗瑞卿已能脱杖慢行。院子里桃花盛开，他常在花树下练习站军姿，脚跟靠拢，双肩后张，动作一丝不苟。偶有年轻军官路过，他会招手示意：“别害怕旧伤，咬牙过这一关，身体是自己的，也是国家的。”说完拍拍膝盖，步子依旧沉稳。历史的帷幕翻过新页，可那份不肯向病痛低头的坚决，仍在院墙深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