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被连降8级，毛主席安慰他：“处分你处分重了，你不要介意！”

李卓然1899年10月10日出生于湖南湘乡洪塘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初他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活动期间与周恩来等人共同工作学习，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转往苏联，先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军政学院接受系统军事政治教育。1929年秋回国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毛泽东办公室主任、中央局代理秘书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等职务，参与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工作，积累了实际经验。
长征开始后他出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部队承担后卫任务。1935年1月他参加遵义会议并在会上结合部队实际情况发言，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调往红四方面军担任总政治部主任。1936年10月西路军组建后他出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3月石窝会议后他担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与李先念等率左支队四百余人转战，4月底抵达星星峡与陈云、滕代远会合，1937年12月回到延安。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需要确定的，编制限定为三个师，总兵力约四万六千人。原有大量红军高级干部岗位必须调整使用，大部分将领降职两级或三级以适应实际编制要求。李卓然原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属于方面军一级领导岗位，改编后被安排为八路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职务对应营级，实际降幅达到八级，这一情况在当时属于降幅较大的少数案例。
这一任命在李卓然1937年12月从新疆返回延安并完成工作汇报后不久正式下达，当时全军整编进入具体落实阶段，各师政治部和后方机关同步调整干部配置。宣传科承担部队思想政治材料编写、宣传教育计划制定以及对敌宣传准备等事务，他到任后立即参与科室日常运转，整理从西路军带回的经验材料，配合全军政治教育部署工作。
毛主席了解到李卓然职务调整情况后专门与他谈话。谈话中指出西路军西征虽然受挫但广大干部战士全力以赴，在河西走廊面对数倍敌军、补给断绝和地形气候不适应的情况下坚持作战，到最后由他带领的一部分同志历尽艰辛抵达新疆，这种不屈行为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能实现。组织上这次对他的处分定得有些过重，让他不必介意。
部分同志对西征过程还有不同看法，组织需要照顾整体情绪，所以处分幅度较大，这些安排是临时性的。谈话说明西路军失败原因包括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后方支援一时难以到位、部队连续作战疲劳以及西北环境带来的实际困难，这些因素并非李卓然一人所能完全掌控。组织处分重是为了稳住队伍、平衡各方意见，体现对大局的维护，同时也肯定了他带领余部保存骨干力量的贡献，整个谈话把实情、困难、组织考量以及对他的肯定和歉意都明确告知。
李卓然根据谈话内容接受安排并投入宣传科工作。宣传科很快开始组织编写相关宣传材料，配合八路军开赴前线后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宣传科与其他科室协同运作，形成完整宣传体系，他所在科室负责的部分很快进入实际应用阶段，为部队提供支持。
在此期间他参与多次小型会议，讨论如何将长征经验转化为教育内容，结合具体战斗事例编写教材，避免空泛表述。这些工作直接服务于全军政治建设，制作的材料多次上报获得肯定，推动了部队思想统一。改编时期类似从高级岗位转到科室的干部调整还有几例，但李卓然因西路军经历原因降幅较大，谈话后其工作按照组织要求稳步推进。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宣传科承担收集各地战报、分析敌军动态和起草指导文件等任务。李卓然带领人员完成多项临时交办事项，为八路军初期宣传教育奠定基础。整个职务调整过程反映出红军向八路军转变中的实际编制限制和团结各方力量的需求，宣传工作成为保持部队凝聚力的关键环节。
宣传工作在这一阶段有力配合了八路军思想政治教育和瓦解敌军行动。他在科室岗位上逐步熟悉流程，贡献体现在材料制作和教育部署的落实上。类似调整体现组织在特殊时期的平衡原则，工作推进中干部服从安排成为常态。
职务调整后李卓然基本脱离军事指挥岗位，转向党的宣传和理论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历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西北局宣传部长等职，创办大众读物社和边区群众报，开展农村社会调查并形成报告，还编写杂志组织反战材料，支持八路军思想政治建设和部队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东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参与文化教育建设、教学改革和科研机构设立工作。1954年调中央任中宣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后因健康原因主动辞去院长职务并获批准。1955年组织拟给行政四级待遇，他写信请求降为行政五级。
1989年11月9日李卓然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临终留下遗言表达对1935年被调往红四方面军而未能随中央红军北上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