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裕锴：现在我们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很多题目，叫某某接受史、某某的接受研究，其实我们不客气地说，有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有的说某个诗人的接受史，实际上就是把历代诗话里面关于这个作家的评价一条一条罗列出来，然后串上两三句话，叙述一下某某认为陶渊明的诗是怎样，某某又认为陶渊明怎样，我觉得这类研究是比较低层次的。要进行接受史的研究，一定要考察文学作品在接受过程中，也就是说各个阶段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我们要考虑到这个读者的期待水平与各个时代读者水平之间的逐步变迁，我们要探讨的是这样一个读者的水平、期待水平。比如说杜甫，唐代人期待他，是“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是从文章的角度去期待他；宋代人认为杜子美的诗“善陈时事，律切精深”，从“善陈时事”的角度去期待他；明代人又怎么期待他呢？可能就是“一饭不忘君”这一类的忠义的角度。每个时代对杜甫的期待不同。比如说抗日战争时期，冯至写《杜甫传》，他有一个期待就是通过《杜甫传》的书写，来鼓励国人爱国。所以姚斯（H. R. Jauss）还提倡阅读过程中接受者的主动参与，他说：“审美经验不仅仅是在作为‘自由的创造’的生产性这方面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不光是从作者这方面表现出来，“而且也能从‘自由的接受’的接受性方面表现出来”。这句话很重要。这里两个“自由”，一个是作者自由的创造，另外一个是读者的自由的接受，这两个方面形成了一个作品的审美的完成。没有读者的接受，光有作者自由的创造，那本文【即文本/text】还是不能够实现的，也就是作者在那里唱独角戏，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没有人能够欣赏他，没有人能够接受他，创造也就失去价值，所以本文的意义都是要通过读者的解读才能够实现。（《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pp.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