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阴历小年那天，西路军红五军护士长郑宗贤带着媳妇吴兰英（西路军妇女团指导员）悄悄回到了老家景泰县甘墩子村。

两个人没敢声张，在家只待了三天，便跟着老父亲去了白茨水煤窑，找了份看地的活计，算是暂时藏身。村里人未必知道这对夫妇经历了什么，但郑宗贤心里清楚。

他们能活着回来，已是万幸。

时间要往前拨六年。1931年12月14日，郑宗贤还是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里的一名普通士兵。这支部队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蒋介石收编，随后被强行调往江西参与"剿共"。

官兵上下对此怨声载道，水土不服、瘟疫蔓延，"九一八"之后更是人心思归，都想回北方打日本人，蒋介石偏不允许。

当年冬天，部队参谋长赵博生截获了蒋介石发来的一份电报，要求严查军中共产党员名单。赵博生没有上报，而是把这封电报变成了起义的导火索。

当晚，赵博生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宴请全军团以上主官，饭桌上宣布起义，加入红军。这就是宁都起义。一夜之间，两万多名西北军将士集体倒戈，中央红军兵力随之大增。

郑宗贤便是在这一夜，从国民党军队走进了红军队伍。

起义后整编为红五军团，郑宗贤凭着军中习得的医护经验，做了一名护士长，随部队参加了长征，又随西路军一路打进河西走廊。

1936年10月，西路军奉命西渡黄河，共两万余人，战略目标是打通经河西走廊连接苏联的通道，以期获得军援。

然而此后数月，中央对这支部队的指令在"建立根据地"与"东返配合主力"之间来回变动，部队在茫茫走廊里反复折返，消耗极大。

1937年1月，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率部攻克甘肃高台县城。这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打下的为数不多的几座县城之一。然而马步芳随即集结两万余人，将高台团团围住。

守城的红五军不足三千人，无援可等，孤立无援地硬撑了九天九夜，弹尽粮绝，1月20日城破，董振堂与三千将士几乎全部战死。

董振堂牺牲时42岁，他本人正是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当年与赵博生一道拉着西北军走进革命，没料到最后以这种方式倒在了河西。

郑宗贤那时作为医务人员，随伤病员留在后方，才躲过了高台这场屠杀。此后西路军整体局势持续崩溃，部队四散突围，郑宗贤孤身一人在山中躲避追兵，遇到了一个靠淘金为生的老汉王老。

王老见郑宗贤衣衫破烂，二话没说，把郑宗贤藏进了偏僻的矿洞。

几周后，郑宗贤在山中觅食，远远看见三个人影走近，竟是吴兰英、营部秘书王子清和马夫吴大出子。这几个人同样是从溃散的队伍里死里逃生，辗转找到了郑宗贤。

还没来得及细说，马家军的追兵已经出现，几人慌忙躲进矿洞，王老在洞外抹去了脚印。

吴兰英是四川人，一开口就露口音，此后一路逃亡，郑宗贤和吴兰英商量，干脆让吴兰英装成哑巴。吴兰英就这样一路沉默，靠手势和眼神与人交流，直到返回家乡之后，才重新开口说话。

在王老的带引下，几人昼伏夜行，渡过黑河，辗转来到甘州四十里铺和山丹一带。郑宗贤凭着医护手艺给当地人看病，积攒了几年的信任和口碑，日子慢慢稳定下来。

与郑宗贤夫妇命运相似的西路军幸存者，散落在河西走廊各处。据后来甘肃省妇联1984年的调查，仅甘肃境内散落民间的女红军仍有两百多人，青海还有一百多人，全是当年妇女先锋团的成员。

吴兰英的那些战友，有人被迫嫁给当地人，有人死于折磨，有人终生未能回到队伍。妇女先锋团约1300名女战士，大多数都没能走出河西走廊。

这段历史沉寂了许久。直到1984年，民政部等四部门才联合发文，正式确认西路军流落人员的身份，给予相应待遇。那一年，距离高台城破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

郑宗贤夫妇回到景泰县甘墩子村之后，郑宗贤在乡镇卫生院继续做医务工作，吴兰英也慢慢恢复了正常生活。这对夫妇究竟还经历了什么，村里人未必全然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