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养浩被特赦,重获自由后,国家允许他去任何地方,周养浩说:“我想去台湾投奔蒋介石!”谁知他刚出发,蒋介石就病逝了。
1975年春天,在北京秦城监狱的高墙内,一份特赦名单搅动了死水。
当管理员念到“周养浩”三个字时,这个在军统系统里被称为“书生杀手”的少将,手指微微颤抖。
他前半生用法律文凭包装杀戮,后半生在战犯管理所里诡辩抵赖。
可共产党的一纸特赦,不仅还了他自由,竟还允诺给他路费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周养浩是浙江江山人,和戴笠算是半个同乡。
他脑子灵光,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满腹经纶。
若是在乱世做个律师,或许能落下个善终。
可惜他选错了路,被戴笠一眼相中,拉进了军统局。
他那副斯文模样,金丝眼镜配笔挺制服,怎么看都像个教书先生,可手段却比屠夫还毒。
在贵州息烽监狱主政期间,他搞了一套“怀柔把戏”,给政治犯松绑、办杂志、搞文艺汇演,把这座人间炼狱包装成了“模范监狱”。
但这层遮羞布底下,是他签发的无数死刑命令。
最臭名昭著的一笔,便是1949年亲手将杨虎城一家诱骗至重庆戴公祠,用匕首结束了英雄的性命,连几岁孩童都没放过。
1949年底,西南防线崩盘。
周养浩从昆明机场仓皇出逃,还没来得及登机,就被起义的卢汉部队扣下。
为了活命,他耍了个小聪明,脱掉将军服,扔掉眼镜,扮成个瞎眼老农。
可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解放军战士从他脚上那双不合脚的粗布鞋里,看穿了他的伪装。
进了战犯管理所,周养浩仗着懂法律,成了最难啃的硬骨头。
每次提审,他都像在法庭上辩护一样,引经据典,偷换概念,试图把血淋淋的屠杀说成是“职务行为”。
他心里那杆秤,始终偏向那个早已崩塌的“党国”,甚至在梦里都在等着反攻大陆。
直到1959年,第一批战犯特赦,杜聿明、王耀武这些昔日同僚重获自由,周养浩的心态崩了!
他发现自己赖以为傲的“忠诚”和“智慧”,在时代的洪流里一文不值。
为了争取那张通往自由的门票,这个顽固的“书生”终于低下了头,开始老老实实写交代材料。
1975年,毛主席批示,全部特赦,一个不留。
这打破了常规,不再论功行赏,也不再区分罪行轻重,纯粹是人道主义的释放。
周养浩拿到释放证明时,手里的那张纸重若千金。
政府给了他两个选择,留在大陆,国家安排工作,安享晚年。
或者去台湾,政府给报销路费。
而周养浩选了后者。
哪怕隔着海峡分离了二十六年,他心里还残存着对那个旧阵营的幻想,想着凭着少将身份,到了台湾还能谋个一官半职,与妻儿团聚。
他先到了香港,住在一家廉价旅馆里,眼巴巴地等着台湾那边的入境许可。
可左等右等,等来的不是通行证,而是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的消息。
紧接着,台湾当局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当初那个口口声声“反攻大陆”的政权,如今连几个年老体弱的战犯都不敢接纳,生怕冲撞了“领袖”的在天之灵,又或是担心这些回来的人会带来什么不可控的政治影响。
台湾方面冷冰冰地拒绝了周养浩入境,连转机的余地都不给。
这一记闷棍,把周养浩彻底打醒了。
他这才明白,所谓的“党国恩典”,不过是随时可以丢弃的废纸。
他在香港街头游荡,前路漫漫,归期无望。
最后,他只能在美国的女儿寄来担保信后,灰溜溜地转道去了洛杉矶。
晚年的周养浩,定居在美国,深居简出。
那时候,同为特赦战犯的段克文也在美国,为了迎合西方口味,赚取稿费,段克文到处抹黑大陆,把战犯管理所描绘成人间地狱。
有记者找到周养浩,想让他也跟着唱和几句,给那段历史泼点脏水。
谁知周养浩摆摆手,说了句公道话。
他说,段克文在胡说八道。
他在功德林没有受过虐待,有饭吃,有衣穿,有病治病。
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特赦,他这条命早就交代在牢里了,哪还有机会坐在美国的阳光下接受采访?
这句大实话,让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哑口无言。
周养浩并不是突然爱上了共产主义,而是一个精于计算的律师,在对比了一生的际遇后,得出的理性结论。
他一生都在为那个腐朽的政权卖命,结果被那个政权像 破 鞋 一样扔掉。
反而是他曾发誓要推翻的对手,给了他新生。
1990年,周养浩在洛杉矶病逝。
他的一生,就像那座被他美化过的息烽监狱,外表光鲜亮丽,内里却早已腐烂。
他机关算尽,想奔向那个虚幻的彼岸,最终却只能在异国他乡的孤寂中,承认自己这一生的荒诞。
俗话说,“树倒猢狲散”,蒋介石一死,周养浩的靠山塌了,他那点残存的念想也随之灰飞烟灭。
这,或许就是历史最辛辣的讽刺。
你以为你是棋手,其实你只是棋盘上那颗随时可以被吃掉、被丢弃的棋子。
主要信源:(中国台湾网——档案揭秘:国民党军统“三剑客”不同的人生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