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陈嘉庚到延安访问，毛主席主动提出带他参观枣园，没想到他却拒绝了，还直接说：“我今天是来吃饭的。”
 
 
1940年5月底，67岁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几经波折抵达延安。
 
 
两天前在重庆，他刚经历过一场长达20天的“奢靡轰炸”。
 
 
蒋介石特批8万大洋作为接待预算，每顿饭800块大洋往上砸，孔祥熙在私宅摆的宴席上，一碗鱼翅汤的费用足够陕北农户吃上半年。
 
 
这位白手起家的“橡胶大王”越吃越堵心，连登三天报纸声明“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
 
 
可那些人根本不听，腐败像霉菌一样在陪都的每个角落蔓延。
 
 
更让他难受的是等级森严的官场做派，蒋介石座驾一到，传令兵高喊“蒋委员长到”，所有人立马毕恭毕敬地肃立，连大气都不敢出。
 
 
陈嘉庚心里不是滋味：国民政府真的靠得住吗？
 
 
从西安到延安的土路上，卡车颠得人骨头都快散架。
 
 
黄土高原的山峁像蒸坏的窝窝头，陈嘉庚拄着藤杖，望着窗外忍不住问随行的南洋学生，在这穷沟沟里到底能不能长出新中国。
 
 
5月31日下午，汽车终于停在延安南门，五千多名各界群众齐集南门外夹道欢迎。
 
 
陈嘉庚被安排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住下。
 
 
第二天下午4点，朱德陪他去杨家岭见毛主席。
 
 
毛主席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军装，站在窑洞门口等他，满脸笑容，一点架子都没有。
 
 
走进窑洞一看，墙上挂一张地图，地上几张高矮不一的木椅子，一张旧木桌。
 
 
陈嘉庚看得直发愣，他这辈子见过无数豪宅府邸，从没见过一个政党的领袖住在这么简陋的地方。
 
 
两人聊到傍晚，毛主席往窗外看了一眼，客气地说：“走，我带你去枣园转转，看看我们住的地方。”
 
 
没想到陈嘉庚稳稳坐在凳子上没挪窝，直接来了一句：“毛主席，我今天可不是来看风景的，我是来吃饭的。”
 
 
这话把旁边的人都逗乐了，毛主席先是一愣，随后哈哈大笑：“好好好，那咱就先管肚子”。
 
 
战士们把旧木桌抬到窑洞外的空地上，桌面坑坑洼洼的，毛主席找了几张白纸往上一铺当桌布，可山风一吹，纸全卷跑了。
 
 
他也不在意，笑着说：“看来这风也想凑热闹，咱别整那些虚的，直接开吃”。
 
 
菜很快上了桌，主食是白米混小米的二米饭，菜就几样：自家种的白菜、咸萝卜干、半碗辣椒盐，中间摆着个瓦罐，里头炖着一只老母鸡。
 
 
毛主席指着那盆汤说：“我没有钱买鸡，这一只鸡是邻居大娘知道我有远方来的客人特意送来的”。
 
 
他又指了指白菜和辣椒，说这都是自己在窑洞后面那片地里亲手种的。
 
 
陈嘉庚筷子停在半空，他在重庆见过官员强征老乡的牲畜，可从没见过有“舍不得”这回事。
 
 
这只鸡是大娘家里正下蛋的母鸡，她儿子有病，平时连根毛都舍不得动。
 
 
陈嘉庚默默算了算，这一桌撑死了也就两毛钱，他又想起重庆那顿800块大洋的宴席，心里五味杂陈。
 
 
饭后，陈嘉庚婉拒了参观枣园的邀请，理由很简单：他是来吃饭的，不是来看风景的。
 
 
但熟悉他的人知道，这话里头藏着试探。
 
 
他早听说共产党爱搞“面子工程”，故意打乱安排，想看看真实情况。
 
 
毛主席也没再坚持，放下行程陪他在杨家岭坡上慢慢散步。
 
 
接下来的几天，陈嘉庚把延安翻了个底朝天。
 
 
他去看延安女子大学，学生们光脚打篮球，住的也是窑洞。
 
 
他去抗大参观，学员们高喊“朱总司令来比赛一场”，朱德脱下大衣就跟学生们打了两场篮球。
 
 
他去逛延安新市场，看到路两边有许多私人商店，财政厅长告诉他政府不抽税，不论资本多少一律免税。
 
 
他问起赋税情况，得知一亩地最多收7斤半粮，比重庆的捐税零头还少，更没有房租、地租、盐税、布帛税等其他苛捐杂税。
 
 
他还悄悄去看了老乡们的“豆子选举”，候选人背后放个碗，老乡往碗里投豆子，谁豆子多谁就当选县长。
 
 
九天下来，陈嘉庚得出几个结论：延安没有乞丐，老百姓和官兵都在拼命干活，没人吃闲饭；上下平等，领袖和普通士兵同坐一条板凳；干部清廉，贪污50元就革职，500元就枪毙。
 
 
他在心里理出了延安的八项长处，郑重地说了那句后来传遍中外的话：中国的希望，就在延安。